实行耗羡归公，也包含着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钱陈群说， “康熙年间之耗羡，州县私征，往往乡愚多输，而缙绅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强听其自便，输纳之数较少于齐民”。田文镜指责某些地方官“征收钱粮，滥加火耗，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其减轻，而取偿于百姓小户”。地方官不按田粮向绅富征收火耗，把他们的耗羡银转摊到贫民身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出现，是官吏在施政过程中给予绅衿的不成文的一种特权。他们还享有法定的和其他不成文的特殊权利。
清廷入关之初，依照官员品级优免该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办。地方官在收税时，就把官员和士人称为“官户”“儒户"“宦户”,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断变化，所谓“绅监衿吏户名，朝改暮迁”,大概来讲，秀才称为“儒户”,监生称作“宦户”。这些绅衿户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权。
绅衿还自行抢夺权利，雍正说“**检逾闲不顾名节”的士人， “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
绅衿应有的徭役负担落在小民肩上，这就在赋役问题上造成贫民与绅衿之间的矛盾重生。由此可见，贫民与维护绅衿特权的满清政府的对立，这又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种社会矛盾。
雍正认为政府、绅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起因于不法绅衿，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希图剥夺和限制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雍正二年(1724)二月，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许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不准他们本身拖欠钱粮，如敢顽抗，即行重处。雍正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认真落实这项政策： “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再次严禁绅衿规避丁粮差役，重申绅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 “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为了适应这项方针，雍正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政策。雍正元年(1723),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出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引起生监的不满。这时，与他不和的同县学教官杨倬生，以他曾经向属民借过银两为由，煽动生员控告张可标。此举，表面上是控告张知县，实际上是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这时内阁学士班第到巩县祭宋陵，获知此事，奏报朝廷。雍正令豫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情事，同时将闹事的衿监绳之以法。雍正惩治他们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出发，也有坚持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原因。雍正二年(1724),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黄河堤防须用民工，定出“每田百亩出夫一，计工受值”的办法，使有田人出夫，绅衿也不例外，这正是“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精神在河工上的体现。唐绥祖的上司田文镜肯定他的做法，进一步规定：在大堤一二百里内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户多少，认夫几名，俟防汛工程需要，随传随到。雍正四年(1726),他把这项办法正式奏报给雍正。
严禁绅衿包纳钱粮和抗粮的政策。雍正四年，贡生张鹏生将民人郑廷桂等应纳钱粮包揽入己的案子发生了，刑部议将张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雍正拿他做典型，加重处理，枷责之外，发遣黑龙江，同时命令大臣重议生监包揽钱粮的治罪法。次年，批准朝臣的建议：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论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揽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以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治罪；失察的官员，罚俸一年。这一年，保定举人苏庭奏请缓征钱粮，雍正说直隶绅衿包揽严重，苏必定是这里头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调查他的日常行为。还是这一年，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谕令严行查处。
对绅衿本身的纳粮，雍正也加强管理。雍正六年(1728)规定，凡系绅衿钱粮，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内注明绅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销时将所欠分数遂户开列，另册详报，照绅衿抗粮例治罪，若州县隐匿不报，照徇庇例议处。八年(1730)进一步规定，州县官要把文武生员应纳的钱粮造册送学官钤印颁发，每完若干，照数注明，按季申送查核。雍正还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讼的事情，完纳赋粮以后，方准应试。多方面促使绅衿交纳税课。
对拖欠粮赋的绅衿，雍正严惩不贷。雍正五年(1727),甘肃阶州绅衿抗粮，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的罪名，奏请将其革职。雍正不准，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指示将抗粮不法人犯严加审讯，同时责备钟保“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这件事情。湖广地区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雍正九年(1731),该县士民集体抗粮，总督迈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指示： “此等刁恶风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山东绅衿拖欠钱粮成风，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雍正九年(1731),进士举人秀才监生因欠粮应褫革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本应加罪，大学士张雍正通宝廷玉以当地荒歉，奏准宽限三年完清。官员催征绅衿逋赋不力的，雍正以因徇庇护严加治罪，雍正十二年(1734),为此将甘肃顺庆知府潘祥等人革职。
严禁官绅勾结包揽词讼政策。雍正二年(1724),雍正在山东巡抚陈世信的奏折上批示“凡地方上顽劣绅衿贡监之流，宜严加约束，毋邀虚誉而事姑息，以滋长刁风”。同年，浙江发生了官员袒护缙绅事件。陈世信的兄弟陈世侃的家人，在原籍浙江海宁县赊欠肉铺银两，与商人斗殴。浙抚黄淑琳审问，让陈世侃坐在后堂观看，因杖毙肉铺商人，引起商人不满而罢市。雍正将黄淑琳革职拿问，命杭州将军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图审理。安泰等奏称打死人命是实，罢市是虚，雍正认为他们仍有徇隐，命再审查。当时，陈世信折奏，声称吓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乱，其母八十高龄，也是“寝食俱废”“风烛难保”,请求皇帝怜悯，放宽审讯。雍正毫不为所动，责备陈世信“因私而废公，器量何其偏小”!足见其不容官官相护和官绅勾结的态度。雍正五年(1727),河南乡绅和景惠“捏造匿名揭帖”,田文镜奏其诬告，雍正命将和景惠拟处绞刑。河南监生郑当时诬告佃农高琰， “明火执杖，烧抢其家”。田文镜革其监生，张贴告示， “使通省之绅衿皆以郑当时为戒，不敢依恃护符，违禁诬告”。对于劣绅的武断乡曲，田文镜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下，绝不留情。项城人进士王辙强夺人牲口，指令伊伯武生王允彝侵占王天寿地亩。伊族武生王甸极骗占生员于嗣哲地亩。他们因有功名，田文镜不能骤行审理，移咨河南学政，把王允彝、王甸极武生革退，同时特疏参奏王辙。雍正谕令革去其进士，对他进行严格审查。浙江富阳县绅士杨六先，私收公粮，占人妻女，与历任知县交好，每年馈送数千两银子。署县令张坦熊到任，拘捕杨六先，提审那天，县民雇船来县城观看的达千余人。
雍正为防止劣绅干政，不许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员，应该是有政绩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怀念他，或为他鸣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看到这中间有官员买嘱保留的，有劣绅为讨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种刁风恶习，严行禁止。
制定主佃关系法令。绅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在处理主佃关系问题上，也注意打击不法绅衿。雍正二年(1724),广西生员陈为翰踢死佃农何壮深。雍正认为，佃户必不敢先动手殴打生员，陈为翰一定是劣衿，于是谕令巡抚李统严审清楚。他指出，读书人打死人，与其身份不合，不应该照常人案例论处。遂命刑部与九卿重议生员“欺凌百姓殴人致死”如何加倍治罪的法令。雍正五年(1727),田文镜上疏，请将凌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说他只考虑了绅衿欺压佃农一面，没有顾及佃户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详议，于是定出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主之例。
镇压生监罢考的政策。雍正压抑不法绅衿政策的执行，引起他们的不满。巩县生员反对张可标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是他们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员罢考则是一起较大事件。雍正二年(1724)五月，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知县唐绥祖，不许他实行按田出夫的办法。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至开封府，封邱生童实行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事情发生后，田文镜、石文焯迅速奏报朝廷。雍正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饬一番，申明国宪”,把为首的拿禁开封，惩办一二人，以儆效尤，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最后把为首的王逊、范瑚等人斩决，王前等人绞监候。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钦差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徇瞻。田文镜不讲情面，所以生童说“宗师甚宽” “陈守道是好人”,田文镜则是无人不怨，无人不恨。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坐谈，称他们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雍正对此非常不满，说这是大笑话， “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他支持田文镜，把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在处理封邱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雍正和田文镜采取坚决打击不法生监的方针，以后坚持了这一政策。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说各省常有生童与地方官齣器，因而罢考，以挟制长官。他命令，以后凡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绝不姑容。
雍正还采取加强对监生管理的措施。捐纳贡监不法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监生革退由礼部批准的规则，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田文镜想改变旧规，雍正二年(1724)、三雍正年(1725)终，径将应革的监生咨照学政执行，而后报礼部备案，但礼部驳回，仍令遵行旧例。田文镜因而上疏，请求把捐纳贡监交由学政，与生员一并约束，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衿监凡涉及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同时还规定，生监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雍正用这些办法调节绅衿、平民、清廷三者关系。他对绅衿有所节制，对不法绅衿有所打击，但这并不是与他们为敌。为此，他说，有的地方官为得百姓称誉，故意摧折乡绅，但是乡绅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为国效劳，这样的簪缨之族，怎么能故意压抑他们呢!他说对绅士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品行端方的，应当加意敬礼，以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过愆的，则劝诫之，令他改正；对那些不肯改过，就应当以法惩罚。针对田文镜处罚田主擅责佃户建议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维护绅衿利益的表现。他所反对的是绅衿的不法行为，超越于清朝政府所给予的法定权利，因而侵犯了政府权力，过分危害了平民，不利于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雍正为保护政府和平民的正当权利，用剥夺绅衿的非法特权、平均赋役的办法，使平民、绅衿、清廷三者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