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熟读过《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长时间以来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对毛主席讲过的一些重要话都会有些印象，即便现在记不住了，大体也不会感到陌生。近读《林一山回忆录》，才知毛主席还说过许多我闻所未闻，现在听来依旧很新鲜并对中国的发展还在发挥着重大影响的话。

比如，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毛主席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同视察长江，对被周恩来尊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打趣道：“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第二天，毛主席乘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由武汉直下南京，航行途中依然用询问的口吻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头一段话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现实，“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第二段话启动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中国的“南水北调”。

“南水”——目前就是指长江。

“北调”——面积可就大了，黄淮平原、华北平原、北京、天津。正可谓“滚滚东逝水，滔滔往北折！”

中国有七大水系，当下有三大水系却成了最缺水的地区，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真是“沧海桑田”！黄、淮两个水系暂不说，单讲能汇集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之水，号称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为什么竟会名存实亡，成了无水之系呢？同样也是以毛主席的一句话为临界点。一九六三年夏季，华北发大水，天津城岌岌可危。我当时正在海军服役，部队驻扎在天津的塘沽，不得不把图纸资料和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装上军舰，开到海上躲避洪水。这就叫：水涨船高，以海抗洪。即便是滔天的洪峰，一汇入大海，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就是在那次大涝之后，毛主席发布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

于是，一场治河的大运动几乎改变了华北的地势形貌。在各主要河流的上游修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库，在地势低洼的冀东平原上，加宽和新挖了一条又一条的通海的泄洪河，想象着即便是天河倒倾，激浪滚雷，也休想再浸泡天津！然而大自然的脾气，却令人难以捉摸，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嘎噔一下整个北方开始只旱不涝。这一下真把海河给“治”了，也把天津“治”了。在“根治”之前，海河每年要向渤海湾倾注一百五十亿立方米的淡水。自“根治”之后，所谓九河，竟一滴水也流不下来了。用水利专家陈曦亮的话说，京津以南的大片平原上，“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地上没有水就到地下找，开始疯狂开采地下水，致使华北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天津则是漏斗中的漏斗。原来打井只需挖下两三米就见水了，现在的水井却要挖得像油井那么深，才能抽上点水来。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急速下沉，有些地方已经低于海平面，于是海水倒灌，海河变成海水向陆地倒流的河。只好建闸挡咸，一道闸不行，又建了第二道闸。天津人开始常年喝咸水，吃苦水，那个咸和苦可不是海水的咸和苦……现在若说出那种咸水和苦水的来源，会让人翻肠倒胃！

直到引滦河水入津，天津缺水的困境才稍有缓解。然而仅是一条滦河水，水量有限，而且流量逐年减少，天津的经济却在飞速发展，城市也在急剧膨胀，用水量激增。就在举国欢庆进入新世纪的那一年，天公大旱，滦河无水，天津的水缸——潘家口水库，只剩下一个库底儿，专业用语叫“死库容”，无法再放出水来……那真是一种绝境！

国务院紧急决定，调黄河水北上，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黄河的水量只相当于四十年前的百分之十，多次出现断流，更不是说调就能调得来的，万一赶上黄河也无水可调，或不能及时调来，天津做了最坏的打算：所有企业一律停工，每家发两只同一型号的水桶，每户人家每天只供应两桶维持生命的水。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没有水就断绝了生命之源，会陷入瘫痪。

偏偏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又极不平衡，主要大江大河都在南方，水质也优于北方地区。在世界银行一九九八年统计的一百五十三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八十八位。天津的用水量又只占全国平均用水量的百分之十四，北京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六。然而，缺水的又岂止是北京、天津，在中国的六百六十座城市中，超过四百座水资源不足，其中一百座城市严重缺水。就这样中国要用仅占世界百分之七的淡水，养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而且还要繁荣强盛。很显然，水资源的缺乏已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难怪前水利部长汪恕诚曾大声疾呼：“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南水北调”——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幸好，中国还有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每年入海的流量达到一万亿立方米，横贯南半个中国，中下游正好与最缺水的华北平原相邻。也正因为有长江，才使我国的水资源总量排在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之后，居世界第六位。这就使“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成为可能。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家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队伍，反反复复地论证了近五十年，于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国务院批准了专家组的方案，举世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启动。从那一天开始，除东北以外，中国的水系将重新规划，由江河单一地自西向东、南湿北旱，变为相对均衡的“四横三纵”，呈网状水系。

“四横”——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

“三纵”——就是从长江调水北上的三条主动脉，分西、中、东三条线。

西线——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取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干旱。但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相隔巴颜喀拉山，河床高于长江八十到四百五十米，若让江水入河，需修建至少二百米高的拦水大坝，开挖长达一百公里以上的隧洞。

中线——从位于长江中游的丹江口水库引水，供应京、津、冀、豫四省市。丹江口有“小太平洋”之称，水质优良，正常蓄水高一百七十米，总库容为二百九十亿立方米，每年可平均调水一百二十亿到一百四十亿立方米，枯水年也可保证调出六十二亿立方米。更为有利的是丹江口的地势，其海拔高于天安门一百米，高于天津一百五十米，居高临下，水一出闸便自流到京津。沿太行山东侧山脚，没有污染，易于保护水质，源源不断地浸润中原心腹之地。这条输水线的设计，堪称神来之笔，以它为主才形成了“四横三纵”的黄金网络。

东线——从长江下游引水，水源丰沛，有现成的湖泊、河流与水利设施可资利用，江水一越过黄河，便注入早已干涸多年的南运河，顺顺畅畅地向山东、河北和天津供水。我对东线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江过河”。黄河的地势高于引水口三十七米，如何让长江水跨过黄河北上呢？可供选择的无非是两个办法：“上天”和“入地”。前者是把江水打上天，从上面翻过黄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上个世纪美国断断续续也用了近五十年时间搞了个“北水南调”，从北部奥维罗尔湖南端引水，翻越海拔很高的蒂哈查皮山，先要把水抽上山，送入八点五英里长的隧洞。抽水机一次性抽水高度达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六英尺，美国人当时创造了世界第一。中国的水利专家却采取了“入地”的办法让长江过黄河，在黄河底下七十米深处，打了一条直径十米，长八公里的隧洞，使长江水在地下静悄悄地穿过黄河。这样做更易于保护水质，同时也是向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表达敬意！倘若从黄河上空跨过，工程过于张扬，且不雅观。

东线还有一个特点让我感动，那就是“江救河”。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古称“御河”。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还是一条浩浩****的大河，白帆昼夜往来不绝，两岸是茂密的森林。“大跃进”砍光了两岸的树，“根治海河”后运河断水，渐渐变成一条死河。到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摄《话说运河》的时候，邀我撰写河北段的解说词，我随摄制组沿着古运河走下去，发现有的地方在运河河道里种了庄稼，还有的地段在运河里放羊，更有甚者将运河的河床改成一条道，在运河里跑拖拉机……这次长江水北上，无疑是救活了古运河。我渴望着再看到明人李东阳描述的情景：“漕卒啸风前后应，篙师乘月往来频。”

行文至此，有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不能不给出答案，如此大规模地分东、西、中三条输水干线调用长江水，长江吃得消吗？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务院集各门类的专家、精英，之所以反复论证了五十年，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三条线加在一起的总调水量，只相当正常年份长江自然流量的百分之七，对长江本身影响甚微。

“四横三纵”的水脉布成之后，对中国的自然环境会有很大影响，但不是负面的，而是积极的。二〇〇二年十月，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召开的南水北调座谈会上，为该工程制定了“三先三后”：先环保后调水，保护生态环境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提条件和目标；先节水后用水，以节水为本；先治污后通水，以治污为重。

有水才有灵气，有水才有生机，对一个城市、一个省是如此，对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南水北调功成之日，长江之水便开始滋润中国南北，赶上丰水的年份，还可以将黄河的水也调过来一部分，增加城市和工业用水，将挤占的农业用水置换出来，遏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那将大有利于环境，希望能逐渐恢复以前中国大陆的最佳自然状态。那是怎样一番情趣呢？野旷天低，清水悠悠；彩霞映日，水光浮天。

南水北调既是救急、救命的工程，也是人类水利史上功在千秋的壮举。长江因此也将进入它最辉煌的时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命运，并以其雄浑大势给生命注入力量。

长江是祝福，是中国的骄傲！

200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