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充当太子师期间，没有机会教导朱常洛。此时国家朝野之间，正蒙受矿税之灾，叶向高不避嫌疑，斗胆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请止矿税疏》：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当官有专职，苟事关宗社，不得避出位之诛……

今日宗社安危之机，万口同声欲号呼于君父之前者，则矿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触事危言，情非得已。臣惟往者矿砂之采，仅在北方；店税之兴，止于近地。中外人情已汹汹不安，谓乱在旦夕。今日四封之中，五岭之外，更无一处山川得完其面目，更无一处人民得安其生理。试观从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乱者乎？有如此召乱而可容易收拾乎？

陛下神圣之资，无幽不烛。此明明之事有何难晓而圣意坚欲为之？群言不能争，群怨不能动。度陛下之心，必日国家之威灵甚张，小民之力量甚微。即有狂罔，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还，危亡之祸，接踵见矣。创谋发难，岂伊异人？尽蚩蚩之氓也。东汉之季，西邸聚钱，中珰肆虐，其君至蒙蔽诟声，尚未至凿山张肆，与小民争尺寸之利，而四海已糜沸矣。况今日事势，十百危此者哉！

武弁负恩，贪图侥幸，诳渎圣明；至于市井无赖，假捏矿山，枉辱褒奖。此等小人，得志横行。既幸陛下为其所中，复笑陛下为其所愚。无礼无义，一至于此，臣等私心实怀痛愤。积无用之财，基无穷之祸，蒙无端之欺，受无根之谤，陛下何利于此而必欲为之也。且明旨屡下，皆云协济大工。今宫中之一瓦一椽有取自矿砂者乎，有取之店税者乎？耳目昭彰谁人可掩？而陛下必云然者，得非圣心于此亦有所不安而姑且为之辞欤？如其不安，何如勿为。

明旨又云，不许扰害地方。夫中官承命，奉宣德意，或亦有人。然而前后左右尽皆豺虎，业已予之牙距，歆之腥秽，而复禁其搏噬，责其驯伏，即有贤者，犹难约束。况于暴戾恣肆如陈增、李道之流者哉！掘人坟墓，坏人田庐，夺人货财，奸人妻子，此等景象，群臣知之而不敢尽言，即便言之而陛下不信也。

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舆台贱隶，无有一人不云：朝廷如此举动，天下必乱，宗社必危！

陛下方绍明大业，垂有道之长。奈何使祖宗列圣艰难创守之天下，为此饥不可食、塞不可衣之长物，遂听徂侩谬言而弃之弗恤耶？

臣目击危难，披沥上陈，伏愿圣明急行省改，毋为群小所中，以毁万世之基。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关于矿税之祸，在《筹国无成疑燕雀——记老滑头沈一贯》的文章中我已谈到，这里再略作补充：矿指开矿，税指店税。万历二十四年后，万历皇帝以筹集紫禁城三大殿维修费为名，下令在全国开采各类矿山，并在各省增收商店营业税，两样合称为矿税。为了保证矿税收入能如数到达自己手中，万历皇帝便将内廷太监大量外派。这些太监诚如叶向高所形容，一个个如狼似虎，刮地三尺，一时间荼毒天下，民怨沸腾。

为敦请皇上停征矿税，朝廷正直官员纷纷上疏，但万历皇帝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沈一贯虽是老滑头，亦觉矿税之举是败政并因此上疏。比起沈一贯的奏疏来，叶向高的这篇疏文显然要犀利得多。他直接道出了“官逼民反”的可怕后果。本来只想节选录出，但全文的内容不可分割，故只能重抄一遍。明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入仕为官的读书人，除了尊重皇权这个“政统”之外，他们同时还会维护一个“道统”。简单说，这个“道统”就是读书人共同遵循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于道德方面，就是操守、气节；于事业方面，就是经邦济世，于精神方面，就是安贫乐道、佛老双修。基于这些原则，读书人则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在明代，任何一位“达者”，都是把尽忠尽孝摆在首要位置。忠是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孝是孝敬父母、长辈、老师、友爱兄弟。忠臣孝子是受世人景仰的楷模。但因有了“道统”，读书人的忠便不是愚忠。如果碰到一个昏庸的皇帝，政统与道统便会尖锐对立。皇帝的一件错误决策必会招致许多官员的反抗。自武宗开始，到神宗，一连四个皇帝。除穆宗之外，余下三个皇帝均与大臣产生过激烈的对抗。也就是说，明中叶一百余年来，政统与道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这期间，不怕死的大臣比比皆是，他们前赴后继，一直担负着监督皇权的责任。比之后世清朝，明朝的知识分子更能彰显风骨。在万历时期，特别是张居正死后，引起皇帝与大臣对立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立储，二是矿税。

作为万历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家，叶向高自觉地承担维护道统尊严的责任。他的这篇《请止矿税疏》便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