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发迹，是在嘉靖皇帝手上。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皇帝去世。同是讲臣出身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将在南京坐了三年冷板凳的严嵩调回北京，安排到国子监当祭酒。国子监为明代朝廷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学府，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南北两京的翰林院掌院与祭酒都是五品，但是大有分别。如果将北京的翰林院掌院调去当祭酒，则是降格使用。拿到今天打比方，犹如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调去当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一件不爽的事。但是，如果将南京翰林院掌院调到北京来当祭酒，则是一个重用的信号。明代官员的重用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翰林院或国子监进入礼部，先当右侍郎，尔后左侍郎、尚书，等待进入内阁，或者由礼部侍郎调任吏部侍郎，拜大学士进入内阁；另一条是进入六科当给事中，六科是对应六部设立的监察机构，任职者叫给事中，称为言官。在言官任上干出成绩来，转任地方知府、省巡抚或巡按，调回朝廷担任六部侍郎、尚书。所以说，新科进士若能分配到六科当言官，或者到翰林院当词臣、讲臣，就等于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

严嵩回到北京履任新职，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曙光，不高兴的是因为大礼案的事杨廷和与世宗皇帝顶上了牛。他是杨廷和线上的人，而且当时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莫不唯杨廷和马首是瞻。世宗皇帝想将自己的父亲弄个皇帝尊号，杨廷和认为有违祖制，坚决不办，世宗皇帝一筹莫展。凭直觉，严嵩觉得这是一次取悦皇帝的机会，但是他不敢，因为一是官场的风向不对，二是他虽然已学会了见风使舵，但还没有勇气卖主求荣。不过，他在大礼案中，开头一直保持中立，两边都不得罪。当杨廷和愤而辞职还乡，隐忍了几年的严嵩才开始实施他渴望已久的政治投机。

转变的契机，始于嘉靖七年。

杨廷和离职后，接替首辅职位的是坚决支持世宗皇帝的张璁。在张璁手上，严嵩当上了礼部右侍郎。六部的领导，尚书是一把手，左侍郎是二把手，右侍郎是三把手。严嵩在四十五岁时才当上“副部级”的领导，这进步不算太快。但一俟踏上这个台阶，接触的层面不一样，严嵩的能力很快引起了世宗皇帝的注意。

嘉靖七年，位于湖北钟祥的显陵营造完毕，世宗决定派一名礼部官员前往显陵致祭。这差事落到严嵩头上。他到湖北致祭完毕回到京城，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向世宗汇报并撰写一篇极短的述职报告。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鸥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

替人挠痒痒是件难事儿，挠不到实处，不但痒痒没止住，皮还疼。但严嵩第一次为世宗皇帝挠政治痒却一挠一个准。看到这个简短的奏疏，世宗笑得合不拢嘴。他虽然犟着给自己只有亲王爵位的父亲上了一个皇帝尊号，并修了帝陵，但老担心不符天意。如今，严嵩所说的一切祥瑞，让他的担心解除。他特别看重“天眷”这两个字。如果这两个字是一颗蜜糖，世宗恨不能囫囵吞下去。因为这两个字可以让那些反对大礼的官员闭嘴。

立刻，世宗签署诏旨，超升严嵩为吏部左侍郎，旋即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接着又改南京吏部。

自古至今，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当官人的政治寿命似乎变化不大。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发迹早的，当得顺溜的，也不过四十年左右。因此，依据官龄，四十五岁是官员的心理调适期，或者称为转折点。大部分官员，在官场入仕二十年左右，都会寻找一个新的方向。要么沉沦，得过且过；要么奋起，重新布局。在这年龄的关口上，有的由清正转向浑浊，有的由浑浊转向清正。此时的严嵩，总结他在官场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正是死路一条，而圆滑者往往大行其道。于是将身上的那点正气尽行扫除，转而理直气壮地当起谀臣。

严嵩的选择，反映了自武宗开始的至今已有二十二年的政治混乱。在正气萎缩、邪气嚣张的局面下，在许多正人君子以悲剧收场的情势下，一些人为获取官场的利益，只能选择当小人，这就叫“君子道消，小人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