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出轨与诗意的构建

郭艳

严风华是广西的壮族散文家。他新近出的散文集《一座山，两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读来颇有意味。

这个散文集从单篇看来，并无什么特别的地方，它的好处在于整个文本构建了一座山和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与和谐的关系。文本实际上叙述的是“我”从当下城市的一次出走，或者说一次精神上的出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原本从城市中出走的人是无处可去的，所以城市的咖啡屋、酒吧乃至茶馆酒楼中漂浮着无数真的或假的出走者。而严风华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一座接纳他的大山，更加幸运的是，找到了一个愿意接纳他的人。于是精神出轨或出走变成了另一种意义的探寻，原本无目的的出走变成了一次积极意义上的精神建构，尽管这种建构的目的和意义也不甚明确，但是从文本叙述的情绪和意蕴来说，“我”试图营造一种自在状态中安静而自然的生活，或许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缺失的也最不易寻找到的东西。

人和山的关系，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是人这种社会动物之间的联系。两个人其实辐射了一个缩微的社会群落，文本叙述了这个缩微的社会群落如何与山，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物相处的过程。两个人的关系是在递增的，由陌生人—熟人—各自的熟人，到邻里亲戚乃至趣味相投的朋友，彼此交叉的人是社会性的、群居杂处的，在这里的人是开放的彼此接纳的，老人对于“我”乃至“我”的朋友的接纳，对于民工的接纳，对苗族的女人孩子的接纳……这种接纳没有应酬的烦恼，带着好奇的观察甚至是审美的眼光发现新的人和事物，简而言之，非功利性的行为，而这一切都依托在山的自然背景中。

山在这个文本中，默默地承载着日渐被人类物化的后果，被承包的命运带来一系列商业化的开发，山在被物化被估价产出效益的同时，自然属性渐次失落了。这种失落触及了居住在山中的两个人，尽管彼此仍然心灵默契，然而，山日渐不具备神秘性、不可知性以及庇护性，随着这座山自然属性的失落，两个人以及两个人所维系的一系列情感也岌岌可危。乡土情义将会无法找到落脚的茅屋，山间晚风中飘**的炊烟将丢失在回到城镇的旅途中，而那种缓慢悠长又含蓄隽永的伦理风情，也到底是渐行渐远。当“我”的这本书，放在这里研讨的时候，一座山、两个人似乎已经成为追忆和怀念的对象，而我们则更愿意一座山和两个人在默默的状态中，各自享受着彼此自然的给予和汲取，唯其无名，才能显示出其真正自然的品性。

其实这个文本的内涵涉及中国传统审美意蕴的很多方面，平实又文气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小品文的叙述风格，以及文本随处可见的作者自己创作的中国写意山水，这些无不展示着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和修养。同时谈论这个文本，自然要触及作者的乡野情结，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正因为乡野的包容和接纳，才有了这些流动的情韵和文字。

在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人日益变得更加不自由。其实在公元四世纪，庄子就提出了人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与家国这种社会存在以及名、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庄子提出什么才是人的“真实”存在，什么才算是人的“本性”的问题，也生发出人如何才能不被外在环境、条件、制度、观念等所决定所控制所支配所影响，即人的“自由”问题。庄子是通过“心斋”“坐忘”等来泯物我和一寿天。庄子的个人本体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美学，它极大地影响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在这个文本中，在奔赴大山造屋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像前辈众多中国文人一样，再次实践了庄子式的审美理想，是避世的、超越所谓世俗尘垢的。实际上，因为是过客，一切的图景和情境从某种程度上讲，又仅仅是一种心里的追求和精神的幻象。

面对孤独的山，“我”和老伯两个人所处的社会图景中，深深镶嵌的是乡土伦理的种种遗风遗俗，而乡土伦理恰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注定要被新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关系所替代的。在古风犹存的山里，现代都市人遭遇了乡土传统的风俗、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是这种古风让“我”感到田园、乡野和深深的归属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悖谬恰恰是庄子为代表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与归属。

作为审美的乡野以及乡野情结聚集在作者的笔端，如中国写意山水般泼墨濡染。带着新世纪回眸的怅惋，我们祈望着：乡土、夕阳、晚照，那座山和那两个人。

（郭艳：鲁迅文学院教学研究部副主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