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问我：“你的《山道弯弯》是怎么‘弯’出来的？”我说：“我是在故乡的山道上捡的。”是的，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生活启迪我的。

就说说收在这里的几个中篇吧——

一

我是一个山民的儿子。

我对大山和生活在大山里的山民，有着深深的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离不开山，离不开山乡，离不开山民。最近完成的这部《山女泪》，就是这样。

前年秋天，我接到一份电报，是山乡的一个亲戚打来的。说是她丈夫病重，很思念我。

我启程了，到那个山乡小城的医院里去看她和她的丈夫。那天，从医院里出来，她送我到县招待所。坐在我的房子里，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十八岁的时候，一位堂姐去世了。不久，由家里包办，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堂姐夫——她现在的丈夫。婚后第二年，家乡解放了，她担任了村妇女主任。在宣传新婚姻法的时候，有人对她说：“你男人比你大这么多，你应该和他离婚。”她动心了，请工作队的同志代笔，给她在外地的丈夫去了信，要求离婚。她丈夫收到信后很着急，接连给她来信，诉说心里的忧伤。正念初中的丈夫前妻的儿子，也给她来信说：“妈妈，你不要走。你走了谁来给我们做鞋缝衣……”她的娘家人也来做工作。她终于回到丈夫身边，接着，又在城里参加了工作。

一九六二年，她丈夫和单位领导闹矛盾。此时，他已五十多岁，身体又有病，便被强令退休。将近八十岁的婆母住在老家。老人思想守旧，怕把骨头丢在外面，不愿出来居住。于是，领导又动员她退休。她想到八十高龄的婆母，便同意了，遂和丈夫一道回老家，去尽一个儿媳的责任。

婆母去世后，儿媳又要分娩。她便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媳工作的单位去带孙娃子。此时，她三十来岁，自己没有生育过，却开始学着带嫩毛毛了。

生活，不断给她出难题。第二个孙娃出世才三个多月，儿媳竟病故了。抚育两个孙娃的担子，全部落到了她的身上。后来，儿子又娶了媳妇，家庭的构成复杂了，新的矛盾产生了……

孙娃长大了。丈夫老了，常常生病。她又细心地照料着丈夫。这次，当她听说丈夫患的是不治之症——肺癌时，一下子昏倒了。可怜的女人，当然会担心：她把生命的大半都奉献给这个家庭了，现在老了，丈夫再一去世，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还会受欢迎吗？

听她说到这里，我的心格登一动，似乎从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我在心里默默地思索着。

她担心的事，终于出现在生活里。丈夫去世后，那位后来的儿媳，把她看成是家庭里一个多余的人。她来找我，要我陪她到当年下放他们的单位里去上访。因为她是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的，不属于那次下放的对象。她要求复职或者按月发给点生活费。她自己无儿无女，生活已无依靠。

我陪她去到那个单位。在几天的上访活动中，我酝酿着这篇作品的初步构思。这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中篇小说集子，来信问我还有没有新作。于是，我连忙动笔，特为他们写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原先的题目，叫《无名山女传》，意思是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山村妇女作的小传。题目写出后，自己感到不满意，觉得俗气了，但一时又想不出好题目来，只好这样寄给编辑同志了。

没有想到，数千里以外的编辑同志，收到后，除了对整个作品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外，还和作者一起，苦苦地思索这个题目。《山女泪》这个题目，就是甘肃人民出版社那位没有见过面的编辑同志为我出的。我很满意，非常感激，并接受了他的提议——以此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二

三年前，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矿上的干部、工人在坪地上歇凉，扯着乱弹。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某煤矿的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她。但是，我没有能见到她，就调离了矿务局。几个月后，我回矿山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很负责，待人热情和蔼，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一次公婆，把节约下的钱交给公婆。

秘书随便说的几句话，却像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发热起来。我踱步到楼房走廊的栏杆前，翘首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转，随着矿车在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来，生产条件是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仍难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地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取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之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们贡献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来说，显得多么不公平啊！

一种对矿工的崇敬爱慕之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想写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这时候，一些我平日认为不能上“文学作品”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像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倏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时，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她丈夫是湘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挑着油饼油条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我更熟悉这样一个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会议上从不敢发言，说一句话，脸都会涨得通红。正当她和一个工人热恋的时候，一场火灾，把男朋友的铺盖烧了个精光。一位领导同志开玩笑说：“结婚吧！结了婚，两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果然，他们就这样结了婚。婚后不久，男方的母亲生病住院，接着亡故。家里原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木装敛，二没分文积蓄。这时，她把自己婚前积下的二百一十八元钱的存折交给爱人。又和她叔父交涉，借了叔父家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后，她又把爱人十一岁的弟弟接到矿上读书。至今，她参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连一块普通的表也没有……

一个接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都有着一个多么美好的心灵啊！

矿山沸腾的生活冲动着我。我怀着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这，就是中篇小说《山道弯弯》。

三

一九六八年夏，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故乡的煤矿。有一天，黎明时分，食堂门口突然传来鞭炮声，接着是婴儿的啼哭声。人们跑出来一看，食堂外面放着一个箩筐，箩筐里装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这是一个女婴，没有人收养。怎么办呢？生活，给刚刚联合起来的矿山“造反”组织成员们出了个难题。

主意终于想出来了。三天以后，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勒令”，勒令这个矿务局的“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带养这个孩子。当时，这个老干部和他的老伴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而且自己有八个儿女。他们老两口，又双双蹲在“牛棚”里。怎么个带养法？无奈何，他们就从老书记的工资中，每月扣下四十元，请一位汽车司机的爱人带这个孩子。几个月后，老书记的妻子（一位处长）出了“牛棚”。她去看丈夫时，这位老书记说：“我们既然认了这孩子，就要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你把孩子抱回来自己带吧。”老书记的妻子，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婆婆了，陡然又带一个才几个月的嫩娃娃，其困难可以想见。

孩子一天天地大了。到了三四岁的时候，进了幼儿园。有一天，不知为啥事，她和一群男孩子骂起架来。男孩子们骂她：“你不是你妈妈生的，你是捡来的野崽，捡来的野崽！”下班的时候，那位老处长去接她，她抱着老处长的脖子问：“妈妈，我是你生的吗？妈妈，我就是你生的呀！……”那位同志眼泪刷刷地落下来，连连点头，说：“你是妈妈生的，你是妈妈生的……”

八年过去了。“四人帮”粉碎了。矿务局的老书记调省煤炭局任副局长了。搬家的前两天，他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农村妇女，带来了两只母鸡，几十个鸡蛋。老书记心里有数：这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认孩子来了。老书记说：“孩子八岁多了，你如果要留她在身边，就领回去吧。”农妇流着眼泪说：“不，不！我是来谢恩的！你们是孩子的恩人，孩子应该在你们身边。”

孩子还是跟着老书记一家到省城去了。不久，我也调到了省城工作，经常见到这位老书记，也不断看到那个孩子。每当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总要热乎一下。想写他们，但似乎又觉得少一点什么，一直没有动笔。

一九八一年春，我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到北京采访一些湖南籍的革命老干部。一位女红军战士，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她生下孩子二十多天后，就长征了。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困难重重啊！尤其是通过敌人的封锁时，就更难了。孩子不懂事，万一哭叫起来，就会暴露目标。于是，每次过封锁线时，她总是等孩子熟睡以后，将**放到孩子嘴里，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一个月后，她终于把孩子带到了延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这样小的孩子，难免不影响一点工作。她所在部门的领导就批评她，要她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她哪里舍得呢？孩子是同她一起经过长征的啊！有一天，她抱着孩子去找周恩来同志。她还在窑洞门口和卫兵说着话，周恩来同志就走出来，一把抱过她怀里的孩子，连连说：“我们的小英雄，经过长征的小英雄呀！”她听着周恩来同志的话，热泪刷刷而下：“周副主席，你还说小英雄哩，我都要把她送人了……”周恩来同志敏感地听出她话中有话，忙说：“送人？她可是我们红军队伍中经过长征的最小的一个孩子。这要问问我们党同不同意，问问在前方打仗的红军战士同不同意？现在，母亲需要休息，孩子也需要休息。我代表组织，批准放你一年的假，好好带养孩子……”

这个故事流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的心又热起来，前些年我目睹的那个故事又回到了眼前。经过长时间的“艺术消化”，终于写出了《山雾蒙蒙》这个中篇小说。

四

《小路遥遥》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东西。“自传色彩”并不等于自传。最初萌生出写这个作品的念头，是在一家出版社的内部刊物约我写篇谈自己创作体会的文章的时候。拿起笔来，一个一个自己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编辑同志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九六五年，我在部队刚学习写作不久，就把自己的一篇习作寄给上海的《收获》杂志了。生活阅历比我广、社会知识比我多的副班长知道后说：“你，真有包天的胆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老作家们发表作品的园地。你，二十不出头，嘴上没有毛，刚刚握上桨，就闯太平洋？”

我真害怕了，一颗心缩得紧紧的。

十天！短暂而漫长的十天，担心加紧张的十天，悄悄而又不安地过去了。我发出邮件后的第十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文书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有两个鲜红的草书字：收获。我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这是一张三十二开的小纸，纸上的字体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却像烈火一团：“作品写得不错，经研究，我们决定采用。第四期是小说专号，你这篇争取发表在小说专号上……”

我和这家刊物来往多了。每回，都是那种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却像一团团烈火似的字体。他（她）热情地接待我的每一份稿子，经常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并密切注意我在全国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习作。有一次，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她）便立即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看到你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新作，很高兴……”

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回，都激起我对他（她）的多少敬慕之情啊！他（她）叫什么名字？我多想知道这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呀！一腔深情鼓动了我的笔尖，我写信去问他（她）的名字了。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叫我永生难忘：“作为一个作者，想知道经常和自己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编辑，对作者的这种信赖，深表感谢！编辑部有规定，编辑的名字不宜对外宣传。好在我们是战友，说不定以后还能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

我终于见到了“老钱”。不是上海的那一位，而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一九六八年，我从部队复员到故乡的一座煤矿当矿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春天里，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动笔写一部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稿完成后，寄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社写信给我所在的单位，为我请假修改这部书稿。接着，我又接到责任编辑高彬同志的来信，约定时间来家和我面谈修改意见。那天，我冒着毛毛细雨，准时到车站去接他，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第二天又扑了空，第三天还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时候，收到了出版社领导同志的来信。万万没有想到，老高就在赴我处的途中，摔断了腿。那天他在湘潭看望一位作者后，背着书稿连夜奔车站搭车来我处。夜茫茫，雨纷纷。他眼睛近视，在一处灯光昏暗的地方，不慎跌进了一条很深的污水沟。过路的人跑来扶他时，他一双手正在地上摸着，嘴里直叨叨：“我的书稿，我的书稿……”

他找到了稿子，看到它用塑料袋装着，没有被损坏，才嘘了一口气，欣慰地笑了笑，想站起身来。可是，他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了。人们把他抬到医院，一透视，发现右腿骨折断了。

我赶到医院去看他，心里是多么内疚啊！我来到他的床前，还没开口，他却先说话了：“耽搁你了。要是我这次不出事，你的作品修改的进程会快一些……”

叫我怎么说呢？这部书稿，我只不过费了些墨水，熬了些夜，耗了些心血。而一个编辑，却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啊！

我忍不住了，动笔写开了，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我笔下的戴真真，远不如现实生活中那些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编辑们！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内疚……

我是一个笨人，写作也是用的笨办法。每一部作品，都是沸腾的生活推动我的笔尖的。

这，就是我对于读者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