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五三《李冲传》（《北史》一〇〇《序传》同）略云：

李冲，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显祖末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遂立三长，公私便之。迁中书令，寻转南部尚书。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宝异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接待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诏曰：“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将以今春营改正殿，尚书冲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穆〕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定都洛阳以冲为镇南将军，委以营构之任，迁为尚书仆射。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冲卒，高祖为举哀于悬觚，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太和之始早委机密，鸿渐瀍洛，升冠端右，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赠司空公，有司奏谥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邺还洛，路经冲墓，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泪。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厘朝务，朕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同书三九《李宝传》（《北史》一〇〇《李宝传》同）略云：

宝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

〔承〕长子韶，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高祖将创建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高祖称善。起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

同书八四《儒林传·常爽传》（《北史》四二《常爽传》同）略云：

常爽，河内温人，魏太常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略注》行于世。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别有传。

同书八二《常景传》（《北史》四二《常景传》同）略云：

景少聪敏，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学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诏景〔自长安〕赴京，还修仪注，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永熙二年监议事（寅恪案：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魏五礼”条云：疑监议下脱去“五礼”二字）。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五十卷。

《旧唐书》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三（寅恪案：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

《新唐书》五八《艺文志·仪注类》载：

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

《魏书》四一《源贺传》（《北史》二八《源贺传》同）略云：

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长子延，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迁尚书令，参议律令。

《北史》二八《源贺传》附玄孙师传（参考《北齐书》五〇《恩幸传·高阿那肱传》，又《隋书》六六《源师传》删略“汉儿”语殊失其真）略云：

师少知名，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平齐。

《通鉴》一七一《陈纪》“太建五年夏四月”载此事，胡《注》云：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

同书一二三《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条，胡《注》云：

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宋书》六五《杜骥传》（《南史》七〇《循吏传·杜骥传》同）略云：

杜骥，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晚度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曰：“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寅恪案：杜坦所言，亦可与《晋书》八四《杨佺期传》参证。）

《魏书》三八《袁式传》（《北史》二七《袁式传》同）略云：

袁式，陈郡阳夏人。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咨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式沈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训诂《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

寅恪案：《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程骏与刘昞之言，乃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论，此说为晋代清谈之焦点，王阮之问答（《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修答王衍之言，《晋书》四九《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又此问题当时有实际政治及社会之关系，不仅限于玄谈理论，寅恪别有文考之，兹不详论），所谓“将无同”三语，即实同之意，乃此问题之结论，而袁宏《后汉纪》之议论，多为此问题之详释也（《后汉纪》二二延嘉九年及二三建宁二年之所论乃其最显著者，其余散见诸卷，不可悉举）。自晋室南渡之后，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旧说，而中原旧壤久已不闻此论，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遗说之一证也。至李冲者，西凉李暠之曾孙，虽以得幸文明太后遂致贵显，然孝文既非庸暗之主，且为酷慕汉化之君，其付冲以端揆重任，凡制定礼仪律令，及营建都邑宫庙诸役，以及其他有关变革夷风摹拟汉化之事，无不使冲参决监令者，盖几以待王肃者待冲，则冲之为人必非庸碌凡流，实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遗传之旧学无疑也。魏初宗主督护之制（参考《魏书》一一〇《食货志》），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参考《魏书》一一三《官氏志》，及《北史》八〇《外戚传·贺讷传》、九八《高车传》等，兹不详论。《魏书·贺讷传》《高车传》皆取之《北史》），不仅普通豪族之兼并已也。李冲请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亦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其事发于李冲，岂偶然哉！又史言冲以过于笃厚亲旧见讥，如《北史》一六《广阳王建附深（渊）传》所言：

深（渊）上书曰：“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

又北魏之取凉州，士人年老者如刘昞之流，始听其一子留乡里侍养，似河西文化当亦随之而衰歇。但其邻近地域若关陇之区，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复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卒能再传而成杨隋一代之制，以传之有唐，颇与北魏河西学者及南朝旧族俱以其乡土家世之学术助长北魏之文化，凝铸混和，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于隋唐者，甚相类也。至其例证，非本章所能尽具，当于论职官、刑律诸章更详言之。

上文已将隋唐制度三源中之（西）魏、周一源及南朝河西文化之影响约略述之矣。兹于（北）魏、（北）齐一源之中，除去关涉南朝及河西文化者不重复论述外，专就元魏孝文以后，迄于高齐之末，洛阳邺都文化之影响于隋唐制度者考证之。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为，实亦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时，其鲜卑旧族如穆泰等（见《魏书》二七、《北史》二〇《穆崇传》）其对于汉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亲子如废太子恂（见《魏书》二二、《北史》一九《废太子恂传》）亦“谋召牧马，轻骑奔代”，则鲜卑族对汉化政策反抗力之强大，略可窥见，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辞南侵，遂成迁都之计者（见《魏书》五三《李冲传》、《北史》一〇〇《序传》），诚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饥馑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见《魏书》七四、《北史》四八《尔朱荣传》及《洛阳伽蓝记》一《永宁寺像》）。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见《北齐书》一《神武纪》、《北史》六《齐本纪》、《隋书》二四《食货志》等），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

夫当时所谓“妙选人地”，即“选用汉化士族”之意义，故高氏父子既执魏政，杨（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干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录（见《北齐书》三四《杨愔传》，《北史》四一《杨播传》；《北齐书》三一《王昕传》，《北史》二四《王宪传》；《北齐书》三六《邢邵传》，《北史》四三《邢峦传》；《北齐书》三七《魏收传》，《北史》五六《魏收传》）。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舆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借用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并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雠敌国之所染化（见下章论职官、刑律、兵制诸书）。然则当日山东邺都文化势力之广大可以推知也。《隋书》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兹节引史传证之如下：

《隋书》五七《薛道衡传》（《北史》三六《薛辩传》同）略云：

薛道衡，河东汾阴人也。（齐后主）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后主之时渐见亲用，颇有附会之讥，后与斛律孝卿参预政事。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除吏部侍郎，坐党苏威除名，配防岭表。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后数岁授内史侍郎。

寅恪案：道衡家世本出北齐，其本身于北齐又修定五礼，参预政事，及齐亡历周入隋，复久当枢要，隋文命其修定隋礼，自为适宜，而道衡依其旧习，効力新朝，史言隋礼之修“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自所当然也。

《隋书》六九《王劭传》（《北史》三五《王慧龙传》同）略云：

王劭，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劭〕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

《北史》三八《裴佗》附矩传（《隋书》六七《裴矩传》略同）略云：

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也。六世祖诜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寅恪案：此亦河西文化世家也）。〔孙〕矩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不得调。隋文帝为定州总管，补记室，甚亲近之，以母忧去职。及帝作相，遣使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除户部侍郎，迁内史侍郎。上以启人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隋书·裴矩传》不载李百药名）等据齐礼参定（此条大部前已征引，并附论证，见上文）。

《隋书》七五《儒林传·刘焯传》（《北史》八二《儒林传下·刘焯传》同）略云：

刘焯，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

同书同卷《刘炫传》（《北史》八二《儒林传·刘炫传》同）略云：

刘炫，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为户曹从事，后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又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遂寝其事。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于炫。

同书四二《李德林传》（《北史》七二《李德林传》同）略云：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也。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及周武帝克齐，入邺之日敕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朕本畏尔逐齐主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别赐九环金带一腰、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也。

《旧唐书》七二《李百药传》（《新唐书》一〇二《李百药传》同）略云：

李百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唐太宗〕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

寅恪案：王劭、刘焯、刘炫皆北齐儒学之士，而二刘尤为北朝数百年间之大儒。观炫驳牛弘二品官降旁亲服一等之议，则知山东礼学远胜于关陇也。裴矩用东齐《仪注》以佐牛弘定独孤后丧礼，已于前文论之。李德林为齐代文宗，周武得之，特加奖擢。百药承其家学，既参定隋文献皇后丧议，复于唐贞观世修定五礼，则隋唐礼制与北齐人士有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也。

论隋唐制度（北）魏、（北）齐之源既竟，兹略考其梁陈之源，凡隋高祖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定五礼诸臣中如许善心、虞世基，以及其名不见于此诏书中而亦预闻修定礼仪制度之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俱属于梁陈系统者也。以后略依时代先后，节录史传之文，证之如下：

《隋书》五八《明克让传》（《北史》八三《文苑传·明克让传》同）略云：

明克让，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仕历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引为麟趾殿学士。〔隋〕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舍人。转率更令，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开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寅恪案：《梁书》二七《明山宾传》（《南史》五〇《明僧绍附山宾传》同）略云：

山宾，年十三博通经传。梁台建，为尚书驾部郎，迁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掌治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仪》十五卷。（参上文所引《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吉礼仪注”条。）

据此，山宾为梁代修定仪注之人，以礼学名世；克让承其父学，据梁朝之故事，修隋室之新仪；牛弘制定五礼，欲取资于萧梁，而求共事之人，则克让实其上选无疑也。

《隋书》八《礼仪志》略云：

开皇中，诏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

《梁书》二八《裴邃传附之礼传》（《南史》五八《裴邃传》同）云：

子政承圣中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随例入西魏。

《隋书》六六《裴政传》（《北史》七七《裴政传》同）略云：

裴政，河东闻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武帝家于寿阳，祖邃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政明习故事，参定周律，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又善钟律。宣帝时以忤旨免职，高祖摄政，召复本官。开皇元年转率更令，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

寅恪案：裴政为南朝将门及刑律世家，其与卢辩之摹仿《周礼》，为宇文泰文饰胡制，童牛角马，贻讥通识，殆由亡国俘囚受命为此，谅非其所长及本心也。故一入隋代，乃能与苏威等为新朝创制律令，上采魏晋，下迄齐梁，是乃真能用南朝之文化及己身之学业，以佐成北朝完善之制度者，与其在西魏北周时迥不相同，今以其属于刑律范围，俟于后《刑律》章论之。

《隋书》五八《许善心传》（《北史》八三《文苑传·许善心传》同）略云：

许善心，高阳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贞明二年聘于隋，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敕以本官直门下省。（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仁寿）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

寅恪案：《梁书》四〇《许懋传》（《南史》六〇《许懋传》同）略云：

尤晓故事，称为仪注之学。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懋以为不可，因建议，高祖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停。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驳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问：“凡求阴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瘗，以符周宣云汉之说。”诏并从之。凡诸礼仪多所刊正。

据此，许懋尤晓故事，以仪注之学著名梁时，又参详五礼，凡诸礼仪多刊正，则善心之预修隋礼，其梁陈故事，足供采择者，乃其家世颛门之业也。

《隋书》六七《虞世基传》（《北史》八三《文苑传·虞世基传》同）略云：

虞世基，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未几拜内史舍人。

《旧唐书》一九〇上《文苑传·袁朗传》（《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迁秘书丞。陈亡，仕隋为尚书仪曹郎。

寅恪案：明克让、裴政俱以江陵俘虏入西魏，许善心以陈末聘使值国灭而不归，其身世与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陈时即有才名，因见收擢，皆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学业显于梁陈之时者也。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隋“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袁朗参预制定衣冠事见《隋书》一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两唐书》朗本传未载。）

今已略据史传，以考隋制五礼之三源，请更举《隋书·礼仪志》之文，以为例证。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此本极显著之常识，但近世之论史者，仍颇有误会，故不惮烦琐，重为申证，惟前文已征引者，则从略焉。

《隋书》六《礼仪志》略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隋〕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

寅恪案：此梁更易齐制，乃南朝后期与其前期演变不同之例证。隋制五礼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齐制，又不得不采代表南朝后期之梁制，以臻完备也。

又同书七《礼仪志》略云：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其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制之例证也。

又同书八《礼仪志》略云：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

寅恪案：此为隋代修礼，承袭北魏遗产，而更与南朝专家考定之一例证。裴政本江陵陷后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学显名者也。详上文所引史传，兹不备述。

又同书一〇《礼仪志》略云：

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梁初尚遵其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寅恪案：此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创其制而陈因之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后魏天兴初诏议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

寅恪案：李韶、崔光传文前已征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据此可知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是北齐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遗产，得此为证，其事益明显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及〔周〕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周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肃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

寅恪案：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时礼制典章，尤所谙练（见前文所引），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后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继周而因齐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象辂已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制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诏停造，而尽用旧物。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辇，旧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于礼多阙。十四年，诏又以见所乘车辂因循近代，事非经典，于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辂及副。

大业元年，更制车辇，五辂之外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寅恪案：舆辇之制，隋文帝受禅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结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备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采用故也。开皇九年平陈，初持保守主义，其乘用以限于旧令所著，是以于礼多阙，盖欲求备礼，非更以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之发展者增补之不可，此开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议之诏也。又大业元年所命议制车辇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之代表者，可为鄙说之例证也。至宇文恺、何稠、阎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参与此役，盖由于此，将于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证之，兹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书同卷略云：

属车秦为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此起于秦，遂为后式；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宜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曰：“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又同书一一《礼仪志》略云：

自晋迁江左，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又〕皇后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当时已服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也。周灭齐不久，即已采用齐之制度，然则隋之采用齐制，不过随顺当日之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点当于后论府兵制时详之，兹即就礼制言，亦最显之例证也。

又《通鉴》一七三《陈纪》，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条，胡《注》云：

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后周之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有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隋书》一一《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诸制是也。此种摹仿古制之衣冠，当然于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服用之。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旧史论官制时往往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说，岂后周既仿古制定衣冠，而不于正式典礼时用之，更将于何时用之乎？梅磵本通人，于此尚偶有未照，然则此书之分析系统，追溯渊源，其语似甚繁，其事似甚琐，而终不能不为之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书》一二《礼仪志》略云：

〔隋〕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俱言“政”，转左庶子，而未载其摄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且后魏以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着帻者任依汉晋。”制曰：“可！”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

寅恪案：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其引《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尤其明征也。至其目北周车服为迂怪，乃以古礼文饰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岂仅车服而已，后之论史者往往称羡宇文氏之制度，若闻裴氏之言，当知其误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径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寅恪案：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采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三七《五礼篇目门》（《旧唐书》二一《礼仪志》略同）云：

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