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如《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

又《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云：

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案：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沈壵《落帆楼文集》八《与张渊甫书》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寅恪案：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通鉴》一七六《陈纪》“至德三年”条云：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隋书》一《高祖纪上》（《北史》一一《隋本纪上》同）云：

开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同书二《高祖纪下》（《北史》一一《隋本纪上》略同）云：

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

同书六《〈礼志〉总序》略云：

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通典》四一《礼典》序（参《南齐书》九《〈礼志〉序》及《魏书》一〇八《〈礼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晋初以荀觊、郑冲典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宾礼仪注》九卷贺玚撰注云：

案：梁明山宾撰《吉仪礼注》二百六卷，《录》六卷；严植之撰《凶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陆琏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褧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宾》合十九卷。

《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

《魏书》五九《刘昶传》（《北史》二九《刘昶传》同）略云：

刘昶，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同书九一《术艺传·蒋少游传》（《北史》九〇《艺术传·蒋少游传》同）略云：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书七《高祖纪下》（《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年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

寅恪案：刘昶、蒋少游俱非深习当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四二《王肃传》所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应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魏书》四三《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景先传（《北史》三九《房法寿传》附景伯、景先传同）略云：

法寿族子景伯，高祖谌避地渡河，居于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

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之称。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

《北史》二四《崔逞传》附休传（《魏书》六九《崔休传》同）略云：

《魏书》五五《刘芳传》（《北史》四二《刘芳传》同）略云：

刘芳，彭城人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中略）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礼经》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咸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

同书六七《崔光传》（《北史》四四《崔光传》同）略云：

崔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若是。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北齐书》二九《李浑传》附绘传（《北史》三三《李灵传附绘传》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惟绘与太原王乂掌军礼。

寅恪案：《隋志》不载常景撰修之五礼，唯《旧唐书》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有《后魏仪注》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有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产物也。

又史志所谓《后齐仪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变相之结集，故不可不先略述北齐修五礼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渊源也。

《北齐书》二七《魏收传》（《北史》五六《魏收传》同）略云：

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隋书》五七《薛道衡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道衡传同）略云：

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

寅恪案：北齐后主时所修之五礼当即《隋志》之《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邺都典章悉出洛阳，故武平所修亦不过太和遗绪而已，所可注意者，则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

据上所引旧籍综合论之，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当于后文论之，于此先不涉及。唯《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其事应更考释，以阐明隋制渊源之所从出。前已略述北齐制礼始末，故兹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系焉。

《北史》四二《王肃传》略云：

王肃，琅邪临沂人也。父奂及兄弟并为（南）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故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

《魏书》六三《王肃传》略云：

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

《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陈书》二六《徐陵传》（《南史》六二《徐摛传》附陵传同）略云：

太清二年兼通直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通鉴》一三九《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冬十月王肃见魏主于邺”条云：

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隋书》八《礼仪志》述隋丧礼节云：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重设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嘉宾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案：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在王肃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兴革。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此《北史·王肃传》所谓“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者是也。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见《魏书》五五及《北史》四二《刘芳传》），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考《南齐书》二三《王俭传》云：

少撰《古今丧服记》并文集，并行于世。

又《南史》二二《王昙首传》附俭传（参《通鉴》一三六《齐纪》“永明三年”条）云：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末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自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据此，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于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仲宝卒年为永明七年（见《〈南齐书〉〈南史〉俭本传》），王肃北奔之岁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牛弘诋斥王俭，而其所修隋朝仪体，仍不能不采俭书，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虽由政治及地域观点立论，谓“后魏及齐，风牛本隔”，然终于“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也。又史言弘“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而奇章反讥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谓数典忘祖，无乃南北之见有所蔽耶？或攘其实而讳其名耶？兹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四九《牛弘传》（《北史》七二《牛弘传》同）云：

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仅据此《传》，似献后丧礼悉定自弘，而“斯须之间仪注悉备”，所以杨素有“礼乐尽在此矣”之叹，及检《北史》三八《裴佗传》附矩传（《隋书》六七《裴矩传》略同）云：

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

始知弘之能于斯须之间决定大礼者，乃以东齐《仪注》为依据，且所与共参定之人亦皆出自东齐者也（见《北史·隋书·裴矩传》及《旧唐书》七二、《新唐书》一〇二《李百药传》）。杨素之赞叹，殆由弘讳言其实，而素又不识其底蕴耶？

又《通览》一七九《隋纪》文帝仁寿二年条云：

闰〔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修五礼。

寅恪案：《隋书》《北史》载文帝诏修五礼，在是年闰十月己丑，连接此前之一条即“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条，今《通鉴》以修五礼之诏移置甲申，颇疑有所脱误也（严衍《通鉴补正》及章钰《通鉴正文校宋记》俱未之及）。更可注意者，则《隋志》明言弘等之修五礼悉以东齐仪注为准，乃最扼要之语，而温公不采及之，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礼制之大源，殊可惜也。又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系亦可加以推究，借以阐明鄙意，即前章所言隋唐制度出于（一）（北）魏、（北）齐，（二）梁陈，（三）（西）魏、（北）周之三源者。请据《隋书》二《高祖纪》及《北史》一一《隋本纪》仁寿二年闰十月诏书中所命修定五礼诸臣及其他与制礼有关之人，如前引《北史·裴佗传》《隋书·裴矩传》中之裴矩，《隋书》七五《北史》八二《儒林传》之刘焯、刘炫及《两唐书·李百药传》中之李百药，逐一讨论于下：

《隋书》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撰五礼之杨素、苏威俱以宰辅资位摄领修礼，以恒例言之，乃虚名，非实务也。然素与威二人间仍有区别，亦未可以一概论。《隋书》四八《杨素传》（《北史》四一《杨敷传》附素传同）虽云：

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然《隋书》四一《苏威》（《北史》六三《苏绰传》附威传同）则云：

上（高祖）因谓朝臣曰：“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夫修撰五礼即斟酌古今之事，文帝既不以此许素，则素之得与此役，不过以尚书左仆射首辅之资位监领此大典而已。故关于杨素可置不论。

至于苏威虽与杨素同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但事有殊异，可略言之。据前引史文，隋文帝既以斟酌古今特奖威，则威之与闻修撰，匪仅虚名监领，可以推知。又《隋书·苏威传》（《北史》略同）云：

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税，务从轻典，上悉从之。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以为非简允之法。

凡此史文其意固多指威之修定律令，但礼律关系至密。威本西魏苏绰之子，绰为宇文泰创制立法，实一代典章所从出。威既志在继述父业，文帝称其“斟酌古今”，必非泛美之词，故威之与素不得同论，而威之预知修礼，亦非止尸空名绝无建树者之比无疑也。考《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云：

苏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属太祖（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

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借以觇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绰本关中世家，必习于本土掌故，其能对宇文泰之问，绝非偶然。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氏父子之事业于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显明，自不待论。

《隋书》四九《牛弘传》（《北史》七二《牛弘传》略同）略云：

牛弘，安定鹑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开皇初〔弘〕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论书之厄〕曰：“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三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此节之解释见上文）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大业〕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

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隋书》七五《儒林传·辛彦之传》（《北史》八二《儒林传下·辛彦之传》同）略云：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渭州刺史。〔彦之〕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

兹择录牛弘、辛彦之两传事迹较详者，盖欲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其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为世人所习知，且非本书讨论范围，于此可不论。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于下：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借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三国志·魏志》一三《王朗传》附子肃传末云：

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一节下裴《注》云：

《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贾洪，京兆新丰人也。

薛夏，天水人也。

隗禧，京兆人也。

又《魏志》二五《高堂隆传》略云：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据上引史文可证明二事：一为自汉末乱后，魏世京邑太学博士传授学业之制徒为具文，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之学校矣。二为当东汉末中原纷乱，而能保持章句之儒业，讲学著书，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移转，其事深可注意也。

《晋书》八六《张轨传》略云：

张轨，安定乌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与同郡皇甫谧善。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轨〕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等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治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中略）天锡窘逼，降于〔姚〕苌等，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归国。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

同书一二二《吕光载记》略云：

吕光，略阳氐人也。〔苻〕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以讨西域。龟兹王帛纯拒光，光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而丘池令尹兴杀之，投诸空井。曜见梦于光，光寤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同书八七《凉武昭王传》略云：

武昭王讳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姓李氏，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早卒，遗腹生玄盛。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谷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等以玄盛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及业僭称凉王，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前遣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惟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为戎虏所制，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遂迁居于酒泉。手令诫其诸子曰：“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吊之。玄盛前妻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自余诗赋数十篇。（中略）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

同书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云：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

又同书同卷《秃发利鹿孤载记》略云：

利鹿孤谓其群下曰：“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祠部郎中史嵩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选耆德硕儒，以训冑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冑子。

又同书同卷《秃发傉檀载记》略云：

姚兴遣其尚书韦宗来观衅，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未可图也。”〔秃发〕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同书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略云：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大都督、凉州牧张掖公。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蒙逊西祀金山，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蒙逊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禅，以元嘉十年死，在伪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为魏氏所擒，合三十九载而灭。

同书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略云：

兴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等生自西州，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茧披款，惟陛下亮之。”兴览之大悦，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隽。”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台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于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于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余文比之，未足称多，但当问其文采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尚之罪，以为尚书。

同书一四《地理志上》“凉州”条，略云：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晋惠帝〕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张〕天锡降于苻氏，其地旋为吕光所据。吕光都于姑臧，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凉〕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

综合上引史文，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汤用彤先生《读刘劭〈人物志〉》论文，及一九三七年《清华学报》拙作《〈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至于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无足异。故兹以陇右河西同类并论，自无不可也。

既明乎此，然后可以解释陇右、河西之文化与北魏初期即太武时代中原汉族之文化，及北魏后期即孝文、宣武时代中原汉族文化递嬗同异之关系，请略引旧史以证之（参考《通鉴》一二三“《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条）。

《魏书》五二以赵逸等十二人为一卷，《北史》三四于赵逸等十二人外复加以游雅、高闾，又别取《魏书》九一《术艺传》之江式合为一卷，寅恪以为游雅、高闾二人非秦凉学者，可不列入；至江式则亦源出河西，与赵逸等并为一卷，体例甚合。故兹节录《魏书》《北史》赵逸等十二人传及《江式传》，又《魏书》《北史》“程骏传”，《宋书》《南史》“杜骥传”，并取《魏书》《北史》所载崔浩、李冲、李韶、常爽、常景、源怀等事迹关涉河西人士文化学术者于下，以资论证（又《魏书》《北史》之《袁式传》虽与河西无涉，但北魏之“外国远方名士”与崔浩有关，故亦节取传文，附于后焉）。

《魏书》五二《赵逸传》（《北史》三四《赵逸传》同）略云：

同书同卷《胡方回传》（《北史》三四《胡方回传》同）略云：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迁侍郎。与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

同书同卷《胡叟传》（《北史》三四《胡叟传》同）略云：

同书同卷《宋繇传》（《北史》三四《宋繇传》同）略云：

宋繇，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僚张玄靓龙骧将军武兴太守。〔繇〕随〔张〕彦至酒泉，追师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西奔李暠，历位通显。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委托之。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

同书同卷《张湛传》（《北史》三四《张湛传》同）略云：

张湛，敦煌人，魏执金吾恭九世孙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仕沮渠蒙逊，凉州平，入国，年五十余矣。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其见称如此。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浩常给其衣食，荐为中书侍郎。湛知浩必败，固辞，每赠浩诗颂，多箴规之言。浩亦钦敬其志，每常报答，极推崇之美（此三十八字《北史》文）。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兄怀义，崔浩礼之与湛等（此七字《北史》文）。

同书同卷《宗钦传》（《北史》三四《宗钦传》同）略云：

宗钦，金城人也。父燮，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侍郎、世子洗马。钦上东宫侍臣箴。世祖入凉州，入国，拜著作郎。与高允书赠诗，允答书并诗，甚相褒美（此十五字《北史》文）。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同书同卷《段承根传》（《北史》三四《段承根传》同）略云：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父晖，乞伏炽磐以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磐子暮末袭位，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璝。暮璝内附，晖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浩诛，承根与宗钦俱死。

同书同卷《阚骃传》（《北史》三四《阚骃传》同）略云：

阚骃，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宝为一时秀士。骃博通经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注王朗《易传》，学者借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甚重之，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卒，无后。

同书同卷《刘昞传》（《北史》三四《刘延明传》同）略云：

刘昞，宇延明，敦煌人也。父宝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瑀遂以女妻之。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沮渠〕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沈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次仲礼留乡里。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沈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在兹，篇籍之美颇足可观。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皂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四年六月诏曰：“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同书同卷《赵柔传》（《北史》三四《赵柔传》同）略云：

赵柔，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著作郎。

同书同卷《索敞传》（《北史》三四《索敞传》同）略云：

索敞，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子弟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

同书同卷《阴仲达传》（《北史》三四《段承根传》附阴仲达事迹）略云：

阴仲达，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卒。

同书《术艺传·江式传》（《北史》三四《江式传》同）略云：

江式，陈留济阳人也。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父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余年。式少传家学，除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特除奉朝请，仍符节令，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暗短，渐渍家风，参预史宫，题篆宫禁，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诏曰：“可如所请。”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其书竟未能成。

同书六〇《程骏传》（《北史》四〇《程骏传》略同）略云：

程骏，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矣。”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拜秘书令，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太和九年卒，所制文笔自有集录，弟子灵虬。

《北史》二一《崔宏传》附崔浩传云：

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力也（寅恪案：《魏书》三五《崔浩传》无此节）。至于礼乐宪章皆宗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