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重新出山的一段历史，《留芳记》却有记载。

当我在北京搜集材料时，颇得到当时接近人物的传述，历观后来各家笔记野乘，也未见记述，今且录之如下：

袁世凯自从退归林下，由项城移居彰德，说是杜门养病了三年。可是他野心勃勃，急思发展，哪一天忘记了自己在清廷的权威？说什么圭塘唱和，洹上钓游，只不过附庸风雅，招几个书呆子排遣排遣，遮掩世人耳目而已。可知道他此中岁月，实非闲暇。他也知道这清政府是搞不好了的，想到了两宫宴驾，为了戊戌政变旧怨，把他驱逐出来，他也不免怀有仇满之志呢。

在这个当儿，便是革命党人，也有好多和他暗中接洽的，东西洋留学生回国，常常有绕道到彰德一访袁世凯的，他也一一与他们周旋，而且时有馈赠。最凑趣的，当时有一位河南候补知县姓何的，他是一位星象家，每天从半夜里起来望气，逢人便说：王气在中原，总是中州一带，要出帝王。从本年（辛亥年）五月间就嚷起来了。加着许多名士，凡清廷不能容纳的，都向彰德奔走，真个如水赴壑。直至武汉民军起义，各省响应，北京政府，一天要接着好些急电。亲贵中不是些老朽，便是些童，正在束手无策的当儿，那彰德府沉几观变的那位枭雄，也正在跃跃欲试了。

那时候，有一位袁府里的表老爷张镇芳，他很知道这位老表兄的心事，特地到彰德府来访袁世凯，便道：“四哥！你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当儿，还不出去，等待何时？人生世间，机会最要紧的，但机会却一瞬即去，非把机会捉住不可。”袁世凯道：“你的话是不差，可是一个人的出处，也不宜太轻躁，难道人家不有求于你，便可以炫玉求售吗？”张镇芳道：“兄弟有一个意见，我瞧现在的时势，他们满洲人是搞不好的了，各省都在蠢动，好比一间破屋，骤经大雨，各处都在漏了，他们又无法补漏。那个摄政王是一无主张的人，尽那班号称亲贵的小弟兄胡闹。其中还是老庆王说话有点儿力量。只是他近来越老越贪，他别的都不管，只拼命地要钱。你四哥如果愿意花这几十万银子，孝敬孝敬他，他还不和你尽力在里面帮腔说话吗？”

袁世凯点头说道：“你的计划，我难道不明白？花一些钱，那是小事，我向来不爱惜的。只是这一番，我不出去则已，要出去时，非大大干一下子不可。我们老弟兄，可以无话不谈。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就是外交上，我还不敢说有十分把握，但也有七八成地可以靠得住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咱们是老朋友，不用说，他是一定肯帮忙的。记得三四年前，他还和我说，既是满洲人搞不好，何不自取之，那你们倒可以中兴一番。这话出于外国人之口，他竟肆无忌惮说了，要是在中国人口中说出来，岂不是大逆不道吗？我就怕那日本小鬼，素来和我有恶感，他们要是从中捣乱起来，也很是麻烦。不过在日俄之战里，我们帮他们的忙不少，还不能尽捐宿嫌吗？至于美、法、俄、德，这都不足虑，以我眼光看来，欧洲各国，互相猜忌，只怕战祸也就不远了。讲到兵力，这不是胡吹一句，谁不是我手下的人，就有几个乳毛未干的娃娃，正不在我心上。前天荫五楼在这儿，我瞧他一点也没有什么把握，他还意气飞扬，说什么先打开一重门，只怕未必吧。凡事总要先谋定而后动，我早知道，他们呢，总要找到我，也不过迟早之间罢了。你既想到此也好，里头烘托，当然好得多，发动可以快一些，不然，迟则生变，也是很可虑的。明儿汇四十万银子，这事就托你办了吧。”

不多几天，张镇芳到了北京，找到了路子，把四十万银子送进庆邸去了。那个庆亲王奕劻，是个耄而好货，越老越贪的人，自然把四十万两银子笑纳了。他想：“到底是袁慰亭，他惦念我老头子，不走门路则已，要走门路，总是我的主顾。而且手笔也大，不像人家要他五万、六万，已是满头大汗，他一送就是四十万，就这一点瞧来，足见他是能办大事业的人。而且现在中国各大员中，如袁世凯这样的，还有几个，所有外面统兵的官，哪一个不是他的人。他们只是闹着小孩子脾气，和他作对。我想这一回，非力保他起用不可。”

这时老庆王已吃了袁世凯四十万两银子的迷魂汤，心中只有一个袁世凯，想现在先收了他四十万，将来他上台以后，与他合作，还不知可有多少哩。那时北京清政府，虽派了荫昌应敌，但是大军未曾报捷，而各省独立的急电，又似雪片飞来。摄政王载澧，惊惶万状，便召集了各王公大臣，商谈办法。那个时候盈廷聚讼，你一言，我一语，莫衷一是。有人说，现在陆军大臣荫昌，亲临前敌，让他先打几仗，要是能把汉口和汉阳两处夺回，武昌他们当然守不住了。有人说，现在的事，不但是湖北一方面的，各处都乱动了，我们要统筹全局，方能有效，否则就有顾此失彼之虞。也有人说，我们国家练兵数十年，秋操也开了好几回，现在陆军学堂里毕业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难道几个革命党小子都不能打退吗？也太丢人了。大家纷纷议论了一阵子，都是不着边际的话，也没有一个办法。

老庆王想这是我说话的时候了，便站起来说道：“我有一个意见，说出来愿与诸位讨论。”大家齐声道：“王爷是公忠谋国，老成远谋的人，定有高见。我们都愿意聆教。”庆王道：“欲平此乱，我想只有一人，就是那退职回籍的袁世凯。”大家听得此话，不敢作声，只偷眼儿望着摄政王，摄政王也默然不作一声。老庆便继续说道：“谋大事者不记小仇，当初齐桓公对于管仲，尚忘射钩之耻。现在大家想想，可以当此重任的，除了袁世凯，还有何人。自从他小站练兵以后，各处统兵大员，谁不是他的部下人，由他出来号召，可以登高一呼，四山响应。荫昌虽为陆军大臣，论起资望来，那是远不及他呢。据诸位说，现在陆军学堂毕业，及出洋留学陆军回来的人也不少，以我瞧起来，这些娃儿们都靠不住。别的没有学，都学了些洋人的邪说谬论，只怕都是革命党。即使不是革命党，也和革命党一鼻孔出气了，这哪里要得。还有一说，我朝自入关以来，待汉人也不薄，所以屡次内乱，都由汉大臣平定，长毛闹得那样厉害，也是老佛爷信托了曾国藩一班汉大臣平复的。依我的主意，惟有起用袁世凯，使他平乱要紧，旁的事我们慢慢再议。”

当时也有附和着老庆的，也有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也有沉默不语的。摄政王说：“这事我们不能拿主意，只有奏明太后，共同商议。”可怜那个隆裕太后是个忠厚懦弱的妇人，她听说革命党起事，要打进北京城来，早已吓得慌乱无主，现在只要能平内乱的，不管是袁世凯也好，方世凯也好，都可以迁就。过了几天，就下了一道上谕，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这电谕到了彰德，袁世凯知道四十万银子在那里说话，已经发生效力了。可是他还要拿乔，不能叫他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须要装出一点儿身份来。便拟了一个不能奉诏的电报，大致是说：“足疾未愈，衰病侵寻，恳请另简贤能，当此重任”云云。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清廷也分为两派，一派自命为老成派，以庆亲王奕劻领首，汉人中如徐世昌等辈，亦属于此派，都瞧不起那班新进人物，说这班人都靠不住，只是在那里胡闹。所谓新进派人呢，像那时的肃亲王善耆，以及军咨使良弼等，自命为满人中开通人物了。他们也知道现在时势，单靠满人是不能成事了，因此平素间，也常发融和满汉的论调。无奈这大清国二百六十多年来，汉人吃了他的苦头，真是擢发难数，种族之见愈深，报复之机愈迫，补救已是来不及了。

不论这新进派，都是不赞成袁世凯的：第一，他们说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野心难制，如果他一朝得志，满洲种族恐无噍类矣。第二，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照那戊戌政变的一役，阻遏新政全是害在他的手里，使德宗（谓光绪）幽居，一生抬不起头，可谓罪大恶极了。第三，他们知道北洋兵权，全在他的手中，看定袁世凯是生有反骨的人，一旦反戈相向，将何以制裁他。还有一种不明事理，迷信法治的说道：“国家自有制度法律，不能让他因此跋扈，即如德宗殡天，只一道上谕，就驱逐他出京了，将来也可以重演一回。可是在此世变岌岌之中，哪里能让你从容不迫地高谈制度、法律呢？”

记得我当时的《留芳记》写到此，也还记着资政院里的一班君主立宪派（简称君宪派）还迷信着立宪两字，以为宪法一立，各处的民党冰消瓦解，当时宪政的党魁是谁呢？他们自然公举主张变法，力图维新的梁任公了，此外便是汤济武、林长民等一流人。那时已与满人中的善耆、良弼、载涛等所谓联络者已联络一气了，而且上达摄政王以及各亲贵，以为宪政一颁，革命不致复起。他们还拟定了宪法十九条的信条。

这信条上怎么写的，我今摘录于下：一、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二、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三、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为限。四、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五、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六、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七、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公选之。……计共十九条，这些丑恶的条文，我也懒得再录下去了。当我为《留芳记》搜集材料时，得了这宝贝典故，还暗暗地想：这是我们作的孽了吧。

我们在金粟斋译书处的时候，叶浩吾先生曾译了日本宪法，我与汪允中两人正踌躇着要印不要印，结果是印出来了，后来为人所责骂，说这种钦定宪法，害人不浅。现在果然应验了，这种宪法信条，完全钞自日本宪法皇室典范，真是当时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事。

不但此也，还有一个可叹可笑的文献，他们以为立宪大事，应得要宣誓太庙，昭告天下，当时便有人拟了一篇宣誓文，这宣誓文是谁人所作，也不必去管他了，无非后来给他戴上一顶保皇党的帽子，不过我把这宣誓文录下，或为将来编清史者所未知。其文曰：

维宣统三年某月日，监国摄政王载澧，摄行祀事，谨告诸先帝之灵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来，列祖列宗，贻谋宏达，迄今垂三百年矣。溥仪继承大统，用人行政，诸所未宜，以致上下睽违，民情未达，旬日之间，寰区纷扰，深恐颠覆我累世相传之统绪。兹经资政院会议，广采列邦最良宪法，依亲贵不与政事之规制，先裁决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余紧急事项，一律记入宪法，迅速编篡，且速开国会以确定立宪政体，敢誓于列祖列宗之前。

这一件事，清廷已经算让步到万分，这班君宪党，以为宪法颁布，就此可以满汉一家，缓和种族革命的趋势，可是革命潮流不发则已，一发就横决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