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科学”是指最佳公民应具有的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科学方法、科技思维等，而不是要求最佳公民个体都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

坚持“科学”，就是坚持运用人类生命个体最新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工具、最新的理论成果，以科学的精神，消减人类生命个体思维系统的误差，实现生命个体的最优化。

在讨论前，有必要将科学这一概念作限定。在社会范畴设定了最佳公民集合概念，其用意专指“最佳公民”应具备的素养，所以“科学”这一概念，是指最佳公民应具有的：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科学方法、科技思维等，而不是要求最佳公民个体都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科学”这一概念与“愚昧”概念相对应。因此，讨论科学，不讨论科学定义，只是应用人们对“科学”概念的一般划分及其普遍含义。在此框架下，依然以生命本质属性的视角为切入点，围绕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看“科学”在人类生命个体发展史上的作用。

人类生命个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生命个体在积极构建两个结构系统中的关系态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经验关系，其中一部分经验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强化，已经固化为人类生命个体历史的经验记忆关系。另一部分现实经验关系通过动作、语言、文字、数字、图像、图形、音乐、实验、模型等信息载体在人类生命个体之间表述、解释、说明与传承，形成了人类生命个体对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生命个体等呈现的现象、规律等的认识。当人类生命个体把认识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并作解释说明，便形成了人类的知识。当人类生命个体通过知识，对其他生命个体施加思想、行动、方法、认知、情感等的影响，使其形成某种价值认同，即完成了对人类生命个体由知识向文化的转变。

人类生命个体由于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又将导致其不同的认识论，循环往复……形成了人类生命个体不同的知识及其文化体系，如东方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西方的契约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都形成了人类生命个体各种不同的知识、文化体系，但所有知识、文化体系不一定都满足现代“科学”概念所具有的标准或标准特征。

一般来讲，文学、艺术、情感、道德等都属于非科学范畴，它们对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精神最优有重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对人类生命个体产生较大影响的由优秀的人类生命个体“努力假想”、创编“故事”尝试解释、表达情感或寄予某种期盼，而在后人的不断完善、演绎下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形成的知识、文化体系即使有偶然的现象或事件给予提供佐证，但也不具备现代“科学”标准及其特征，也属于非科学知识。一般来讲，这类非科学知识，对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起阻碍作用。

在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往往产生自然崇拜，形成“迷信”。或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人类无法解释而产生人类生命个体精神家园的寄托场所——宗教信仰。当人类生命个体的某些经历，与众多的“迷信”或宗教信仰的某些“预言”相吻合，便不断地以历史“巧合”事件做印证，强化其灵验，我们称此印证为相关性印证。把对事件随机预测的印证，称之为随机印证。相关性印证其结论永远是正确的，但不是科学的。随机印证，如果是高度相关，其理论具有预测功能，符合科学。因此，人类生命个体如果采用“迷信”或宗教信仰的某些“预言”相关性印证逻辑，必然形成“神灵”存在或“上帝”存在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某种神灵文化或宗教文化。这样的知识文化，只能够被证实而不可能被证伪。

宗教文化、神灵文化等在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在精神领域所起的作用，尚且不论，只考察在科学范畴内的实证性，也可能由于现阶段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如果以“科学”的标准衡量，即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因此，如果人类生命个体按照“神灵”与“宗教”理论知识，认识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及生命个体，就偏离了满足“科学”标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结果难以建立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的关键关系或优化等关系。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神灵文化”与“宗教文化”较大地限制、阻碍了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化。

其实，不仅“神灵文化”与“宗教文化”对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即使能够较好地解释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及生命等呈现的现象或规律的知识体系，也始终由于存在人类生命个体认识的局限性，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也是有条件的，只在某种条件下成立，如牛顿定律，只能在低速、宏观下成立等。这种局限性是人类生命个体固有的历史必然。因此，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建立的系统经验关系记忆——知识，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始终受制于人类生命个体自身的灵动能力的限制。当然，这种局限性，将会随着人类生命个体与第一、第二结构系统要素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或者获取现实经验关系工具的改善可以得到逐渐减少，使其逐渐逼近客观实在。

所以，坚持“科学”，就是坚持运用人类生命个体最新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工具、最新的理论成果，以科学实践的精神，与两个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在遵循科学的过程中，实现其以科学思想消减人类生命个体思维系统的误差，以科学方法消减“关系过程”带来的偶然误差；以科学技术弥补人类生命个体灵动能力的不足，最终以人类生命个体预期结果的真实可靠，实现生命个体的最优化。

纵观人类生命个体知识、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可窥知“科学”的真正内涵。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适用于思维、社会等领域。为讨论方便，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据“科学”类型相对地（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阶段，是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划分为四阶段：一是采集食物阶段；二是农业社会阶段；三是工业社会阶段；四是信息化社会阶段。

首先，考察人类生命个体在采集食物阶段的文化。人类生命个体从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阶段，甚至在人类初期阶段，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更多依赖大自然的恩惠，靠人类生命个体捕猎和采摘植物的果实等方式，维持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男人负责狩猎动物，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的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3]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生命个体，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熟悉，对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也多，并且依靠口语传授人类生命个体累积的各类知识。如各种天象、动物出现的规律、可食用植物的辨认、捕捞技术、能用来治病的植物及其果实等。但是，此时的人类生命个体相对自然界来说更多的是被动适应，掌握的知识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类生命个体经验关系记忆累积的基础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当面对自然灾难时，如遇到洪水、干旱、瘟疫等，人类生命个体便显得无助，或为祈求实现某种愿望，往往求助超自然界的魔力。由此，设立部落或族群崇拜的图腾，举行宗教仪式以期获得某些神力的支配，交上好运，得到保佑，获得幸福，平平安安。

处在这一时期的人类生命个体，将在实践中建立的经验关系，即零散的知识与自然崇拜——神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采集食物阶段人类特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如巫医、巫师的出现。

按照现代科学标准，这一时期的科学包括：（1）对周边时空环境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2）对周边植物有益品种、有害品种的认识；（3）对动物出没规律及其捕获的知识；（4）火的使用、“钻木取火”技术等；（5）制作各种武器、工具的技术知识，如棍棒、石器、盔甲、弓箭、刀具、斧头、锤子、独木舟、陶轮、用牛油或兽脂密封食物等技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获得上述知识或技能的人类生命个体；巫医或巫师们……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

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在1750—1767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下面是他对食物采集者——“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块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3个月内，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们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应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老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4]

……

从上述对采集食物人类群体的描述，可以看出：（1）采集食物阶段的科学技术与当时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相匹配；（2）生命群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管理相匹配；（3）精神生活与生命个体认识水平相匹配。上述三方面，不仅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含生命科学。所以这一阶段的“科学”（包含技术）发展水平，是人类生命个体文明的重要标志。

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生命个体在采集文化阶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现实经验关系，譬如哪种植物果实既高产，口味又好？哪种动物较为温和，又易于繁殖、驯养，便于提供肉类食物来源等。这样，优秀的人类生命个体，就试探着将这种野生植物进行人工栽植，对动物进行驯养。可以说，人类生命个体开始了对动植物的驯化试验。

前面讨论过，由于区域生命个体所处的第二结构系统要素的不同，所建立的关系态必然不同，又由于生命是历史关系态的产物，所以不同区域生命种群存在不同或有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人类生命个体驯养的动植物存在不同或有差异，“在大约20万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人类的食物。而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禾本科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做驮蓄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只好与无峰驼、羊驼、驼马……半驯化动物打交道。”[5]

随着人类生命个体驯养动植物的不断成功，生存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食物又得不到保障，所以人类为了生存或追求生命最优，在食物来源上：一是扩大种植、养殖区；二是发现、引用、改良种植及养殖高产的品种；三是改进种植养殖生产、分配及管理技术；四是依靠战争进行掠夺。这四种生产方式在人类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促进了工具的改进。铁斧取代石斧，清理森林工作更加有效，扩大了植物栽培的疆域；马、牛、骆驼等被驯化，交通运输工具得到改进；犁的发明提高了沙土的耕种效率；车轮的发明、帆船的发明……这些单项工具一方面为其工具组合应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促进了冶金技术、陆路与水路的开发利用。“牛拉犁的意义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分裂反应堆的先驱。”[6]与此同时，建筑与机械等技术随着工具及其组合也得到同步发展。

二是优良品种的种植与养殖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培育优良品种的意识得到强化。在种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与地域环境相适应的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带的小麦区。”[7]除上述较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以外，不适宜农业发展的陆地，人类转而发展畜牧业。当然，这也不是人类生命个体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生命个体为了生存，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的历史必然。阿拉伯半岛主要畜养骆驼；非洲东部和南部主要畜养牛；中亚地区畜养多种动物，如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上述植物与动物区域的选择，是人类生命个体在漫长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如非洲农业的高粱、谷子等在许多世纪一直局限在非洲大草原，不能穿过热带雨林。直到公元初年，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从东南亚传入非洲，使得非洲大陆南部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是人类生命个体在种养殖及分配过程中发现许多的问题：如有的土地生产的植物就茂盛，果实丰收，有的土地植物生产的果实就少；种植时间与果实的产量也有关系，晚于某时间植物就结不出果实，早于某时间植物也不能生长……在分配过程中，食物的多少即量的确定问题，领取食物的记载问题即如何标记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生命个体通过观察天象建立了天文学知识，有了人类生命个体的历法、文字、地理学、工程学、数学、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技术知识。当然，那个时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系统的分科知识体系。

这一时期更多的发明创造，都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像人类生命个体依据温度、水分、阳光的关系创造出高产的灌溉技术、梯田农业一样。我国人民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等。从思维的角度看，更多是具体直观思维，而不是理性、逻辑、系统的思维。但是，随着直观、具体思维的发展，孕育了实验、理性、逻辑、系统的思维，为人类向本质的思考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除以上问题之外，在人类生命个体的组织管理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谁来管理组织？怎样管理组织？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中，较成功的人类组织管理，除以圣经为代表的宗教管理外，一是以我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纲常伦理”管理文化模式；二是以西方“契约”文化为代表公民大会管理模式。

四是战争掠夺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战争使部分人类生命个体在牺牲其他人类生命个体的基础上，高效率地占有财富。为实现战争的胜利，组织者或防御者都必须发展并重视科学技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战争存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由于科学技术，优先用于军事，所以经济建设未必由于科学技术的研发而带来效益。虽然“战争存在”为科学技术研发提供动力，但是，战争越来越有毁灭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840万军事人员和130万贫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贫民分别增加到1690万和3430万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人员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50亿人中，有10亿到40亿人将死于饥荒。这种饥荒起因于‘核冬天’；在‘核冬天’，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会遮盖地球，使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8]因此，由于“战争存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的本质体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不是导致战争的因素，除被应用于战争之外，还可以抑制战争：一是震慑；二是提供优质需求；三是实现非战争掠夺或占有。

综上讨论，农业阶段社会的科学技术，更多是人类生命个体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及其在现实应用中获得对其认知的功能，加以实践应用，以此改善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这一时期的科学，对工具功能及其与其他工具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及技术技能，是这一阶段科学本质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