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与教育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教育能够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将来工作的私人收益。一般来讲,一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工作收入水平也就越高。
一、教育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
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量随着工资率的提升而增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却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而递减。以图8-10来说明,劳动力的初始需求曲线D1与劳动力供给曲线S在点E1相交,形成均衡价格(工资水平)W1和均衡供给量L1。此时,如果市场实际工资水平为W2,劳动力供给量就会增大为L2,而实际需求量就会降低到L3,L2>L3,造成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就会出现失业现象。受劳动力市场价格调节作用影响,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会逐渐回落到W1,以实现劳动力供求均衡。但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劳动力雇用的边际效用[3]也在增加,社会(主要是企业等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扩大,需求曲线右移到D2处。此时,如果工资水平仍然停留在W1水平,就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表现为实际需求量L4远大于实际供给量L1,从而迫使企业提升工资水平,直到达到W2水平,在点E2实现新的供求均衡,此时实际劳动力需求量和供给量都为L2,实现劳动力供应市场的相对均衡。此时,W2>W1,L2>L1。换言之,在劳动力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之后,不但提高了劳动力就业的工资水平,而且还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总量。事实上,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消费者剩余[4]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劳动力供求市场处于均衡状态Ⅰ(即在E1处均衡)时,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消费者剩余为三角形CW1E1的面积;当劳动力供求市场处于均衡状态Ⅱ(即在E2处均衡)时,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消费者剩余为三角形AW2E2的面积,做一条平行于两条需求曲线的直线BG,可证得三角形BW2G的面积等于三角形CW1E1的面积。因此,△AW2E2面积>△BW2G面积=△CW1E1面积,即在劳动力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后,企业等用人单位雇用劳动力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了,新增消费者剩余为梯形ABGE2的面积。企业的消费者剩余增加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增加,因此企业等用人单位同样是教育投资的受益者。
图8-10 劳动力供求曲线
由此可见,教育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劳动力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能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使用的边际效用,其结果是不仅提高了劳动力工资水平,使得受教育者本身获益,而且也能增加企业等用人单位雇用劳动力的消费者剩余,使得劳动力雇用方从中获益。另外,从全社会视角来看,还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减少社会失业人数,降低社会失业率,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具体到特定的就业问题上,教育在解决不同类型就业问题中的作用有所不同。
二、就业问题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就业问题由来已久。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进程中,注定会出现就业问题。就业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与就业相对应的失业现象的广泛性。广义上讲,就业是劳动者处于受雇状态或从事某项获取报酬的职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在特定年龄阶段,在考察期内没有工作,但又有能力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只有以上三个条件同时成立,才能认定一个人为失业者。衡量经济中失业现象严重程度的指标是“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它是失业人数占劳动力人数的比率。当一个国家失业率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失业现象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1.一般性失业问题
若一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其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总量,或者说社会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的就业需求,失业现象就会发生,“人找事”现象增多,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所称的“一般性失业”(General Unemployment)。一般性失业几乎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只是程度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技术替代了部分劳动力,而且为了保持经济的周期性扩张与缩减(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总是要保证一定的失业率,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一般性失业问题同样存在。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而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短期内社会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广大劳动者的就业需求。在我国农村,尚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5]现象;在城市,由于企业改制等问题,同样存在着大量城市人口失业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高新技术的运用还将节省大量的劳动力,一般性失业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2.结构性失业问题
“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同样是一个国家所不能回避的现实,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结构性失业问题,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就业问题,它与一般性失业问题的区别在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空闲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没有工作的人由于不能适应这些工作岗位的要求而不能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处于结构升级时期,而劳动力的素质却提升得相对较慢,就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而带来的更高要求,因而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而出现“事找人”现象。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大势所趋,而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则相对缓慢,不能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变革要求,结构性失业问题就在所难免。
3.选择性失业问题
“选择性失业”(Selective Unemployment)的存在同样是一国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反映。选择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个人由于找不到自己所满意的工作岗位而不能就业的现象。选择性失业的存在不是由于没有工作岗位,也不是由于劳动者素质不够,而是由于劳动者对于某项工作不感兴趣。当然,劳动者不感兴趣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劳动者对于职业的评价问题、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也有某项工作待遇、工作条件问题等。选择性失业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特别是在福利待遇有保障的西方发达国家,个人的生存压力较小,因而个人在择业时就会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从而产生选择性失业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积累的加剧,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现选择性失业也就不足为奇。
三、教育与就业问题的一般分析
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源开发的最基本的手段,教育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教育对就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失业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从微观层面来说,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形成劳动力需求制约型供求矛盾。此时,劳动力的雇用方——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占据有利地位,形成买方市场,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就会发生对劳动力的刻意挑选,出现“优中选优”的局面,这种遴选的结果就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相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更具竞争优势。毕竟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通常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也就越多。从宏观层面来讲,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带来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得人们对其他领域的消费需求扩大,促进其他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使一般性失业得到适度缓解。事实上,一个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形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充分就业。
2.教育在解决结构性失业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
如前所述,之所以会产生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教育的基本作用就是提升劳动力素质,通过一定年限的教育可以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技能素养、思想品质以及身体素质(体育、心理健康等),这种整体素质的提升必然促进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升,从而使之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需求。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特点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创新性劳动力的无限需求上。如图8-11所示,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曲线是无限的。
图8-11 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劳动供求均衡
从图8-11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一定的工资水平W0上,对创新型劳动力的需求量是无限的,需求相对于工资水平的弹性接近无穷大,此时扩大创新型劳动力的供给水平,供给曲线由S1右移到S2,则均衡供给数量由原来的L1扩大到L2,但均衡工资水平不变。换言之,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上,社会对于创新型劳动力的需求量可以是无限的,创新型劳动力的供给水平扩大无疑会增加劳动力的就业量,但工资水平却不会下降。但是,高素质的创新型劳动力处于整个劳动力结构的顶层,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教育逐渐培养形成的。知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知识创新能力就越强,在结构性失业中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小,结构性失业也就相对容易解决。
3.受教育者在解决选择性失业方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因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从而也就决定了一个人所能提供的创新劳动的多寡。在对创新劳动无限需求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往往能够选择更多的职业,也能获得较高的待遇,更能赢得工作中应有的尊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其他因素导致的选择性失业。另外,教育在塑造一个人的科学职业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能够正确评价社会上的各种职业,对于自己的就业价值取向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避免受不适价值观的影响。
四、教育就业问题与对策
长期以来,教育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教育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层次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然而,也有学者对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提出过不同见解。例如,早在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首任所长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H.Coombs)就明确指出[6]:现在教育面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其核心内容可以用三个互相联系的词来加以概括,即“变迁、适应、不平衡”。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实际上在包括工业化国家在内的每个国家里,都将遇到严重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那样——高学历者就业的适应能力将提高,从而使就业收入升高、失业率降低,这对教育与就业之间应有的确定性关系构成了很大冲击,教育与就业之间机械的确定性关系已不复存在。以下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留学教育为例,分析教育就业问题及其对策。
1.高等教育毕业生
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就业问题中最典型的代表。在现阶段,大学生[7]就业难现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供给规模急剧增大,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内在需求,缓解了高等教育第一类供求关系中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紧缺的矛盾。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关系中的高等教育人才供求矛盾却呈现激化趋势,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知识性失业”或“人才错配”现象普遍存在。
(1)就业问题的具体表现。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具体表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低位徘徊,“毕业即失业”现象严重。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莘莘学子大学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危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8]为77.8%,2013年为71.9%,2014年则为70.0%。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一直在70%左右的低位徘徊,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每年有30%左右的大学生在离校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暂时性的“毕业即失业”状态。如果从绝对量来衡量,这部分群体规模相当庞大,2014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总数为659.3万人,这就意味着有近198万名学生在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面临暂时性失业。
第二,大学生初次就业收入略有增长,寻找工作的成本呈上升趋势。2015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3726元,比2014届(3487元)增长了239元,比2013届(3250元)增长了476元。[9]然而,与早期受过同等水平教育的劳动者相比,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就业期望薪酬与实际薪酬水平明显下降,存在低薪求职甚至无薪求职的情况。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大学生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用于制作自荐材料,包装自我形象,奔波于各种招聘现场,忙于应付各类潜在雇主的面试,更为昂贵的代价就是付出的时间成本及承受的心理压力。一般大学毕业生都要花费半年至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寻找工作,并且承受着疲劳与焦虑所带来的身心压力。
第三,大学生就业层次降低,存在大量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人才高消费”,即大学生就业的“大才小用”“高才低用”现象。大学生就业收入的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整体薪酬优势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与其就业层次的降低有关。由于社会吸纳能力的限制,在目前学历水平要求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面临失业危险的诸多大学生们就会退而求其次,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一般对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质要求较低,多与大学里所受的专业训练无关。在工资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大学毕业生还是可以凭借其拥有的学历优势获得那些技能要求与其受教育水平极不相称的简单工作。大量高校毕业生从事仅需简单技能的低层次工作,是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就业层次降低的主要表现。
(2)造成就业问题的原因。造成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迅速膨胀,引发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加,进而导致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的过度扩张。根据教育成本收益理论,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教育的个人预期收益的增加要远快于个人成本的增加,而社会收益的增加速度远低于社会成本的增加速度(如图8-12所示)。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其受教育者个人收益远大于个人成本,而社会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却又超过社会收益。换言之,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其收益主要由个人自己获得,而其成本却主要由社会承担。在现实中,我国的高等教育除少量民办高等教育以外,公立高等教育一般都以远低于实际成本的学费价格予以提供,这就无形中刺激了个人或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另外,出于个人或家庭对非人力资本积累因素的追求,例如对校园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教育获取社会声誉和地位、为自己建立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显示自身能力的需要等,都会大大刺激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这种旺盛的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引发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必然刺激高等教育提供主体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进而导致相应的就业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规模的过度膨胀,引发大学生供过于求的供求矛盾,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
图8-12 教育成本及收益
第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连续实施,是造成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供给规模急剧扩张的直接因素。出于缓解日益紧张的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拉动内需、延长就业链等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我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实施了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高等教育供给规模迅速扩大。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缓解了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导致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规模的急剧扩大,远远超出了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大学生失业现象增多就在所难免。
第三,社会有效需求增长滞后,对大学生的用人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产业结构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升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社会对于高等教育产品(大学生)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我国社会对于大学生需求增长的滞后局面,整个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吸纳能力有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这种需求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
第四,信息渠道、管理机制、思维观念、区域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首先,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渠道尚未完全建立,大学生就业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整个就业渠道不畅通,大学生就业需要更好的信息引导。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惯性依然存在,各种阻碍大学生自由择业的制度性障碍没有得到彻底消除,例如正在改革中的旧有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分割体系等,都对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最后,旧有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心理惯性也会阻碍我国大学生的正常就业。原有的精英教育形成的优势心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被冲击殆尽,但仍然有不少大学生抱着“天之骄子”的心理定位,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认识不足,过于挑剔工作的类型与社会评价,“眼高手低”,导致众多的选择性失业现象。另外,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因素还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缺乏足够的支持性就业政策引导、其他偶发性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大学生就业产生较为严重的制约作用。
(3)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大学生大量失业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会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会引发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现象蔓延,甚至会导致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失落感,进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因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因素较为复杂,且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任务艰巨,而且需要长时期的政策调整,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第一,应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保持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适度协调。根据教育的反经济周期理论,教育发展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呈交错演化趋势,即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适当控制教育事业发展,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应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经济发展实行反向调节,为将来经济高速增长做好人才储备。1998年前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低迷期,此时教育的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但随着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加剧,应适当调控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第二,应调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教育政策制定部门要合理预测市场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数量与结构,并合理确定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以及高职专科教育之间的结构比例,同时也要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相应调整。除少数公益性较强的特殊专业(例如军事、师范、农业等)外,应依据就业市场的需求来评价专业的设置合理与否。在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的同时,还应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适当以就业为导向,提高毕业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不断挖掘大学生自身潜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
第三,应消除大学生就业制度性障碍,加强国家宏观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引导。彻底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建立大学生择业的自由流通渠道,改革各种不合时宜的档案管理、派遣制度等,消除各种就业歧视制度。同时,加强国家宏观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加强对社会用人单位的政策性引导,鼓励各类企业等用人单位雇用大学生就业,并应适当予以政策上的补偿。
第四,应加强毕业生就业渠道建设,建立健全大学生失业保障制度。要努力规范各类就业市场的运作,促进就业信息的自由流通,确保大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对称,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渠道。明确高等院校对于大学生就业的指导责任,确保高等院校努力为其毕业生打造良好的择业与创业平台,并负责对就业后的大学生进行适当的跟踪指导与帮助。在确保利用积极手段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的同时,也要做好大学生失业的救济制度。
总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家系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保障,也必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大学生个人、高等院校、政府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与协调,离不开一个健康、快速、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2.职业教育毕业生
职业教育由于就业适应倾向较高,平均就业率远高于高等教育。据统计,2014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达96.68%,中职就业率连续九年超过95%,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也超过90%。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毕业生的高就业率成因主要有:第一,职业教育以就业为核心,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很多学校遵循“一年学基础、一年学专业、一年顶岗实习”的培养模式,十分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跟市场,学生毕业后进可升学,退能就业,选择灵活。第二,国家的大力扶持。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关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为:“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推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践对接。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实行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可见,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未来五年职业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然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职业教育无形中被降格为“低层次教育”和“断头教育”,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并未彻底改变,高就业率背后还有隐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认同度不高,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即使职业教育就业率再高,也被认为是低于高等教育的“二等教育”。此外,优秀技工工作累、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社会地位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师资力量较弱,教师素质亟待提高。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存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教学能力不强,重理论、轻实践,脱离生产实际等问题,导致学生既学不到系统的文化理论知识,又不能掌握实践技能。
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问题与高等教育不同,表现为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相对较差。因此,政府应注意引导舆论,建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职业教育氛围,并缩小职业间的差距,提高劳动者和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从而改变社会对“蓝领”人才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时还应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加强基础建设,从管理、师资、投入、生源等方面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让职业教育真正从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从弱势教育走向主流教育。
3.留学生
受全球次贷危机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就业难度不断加大,近年来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加,2014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次,比2013年增加了1.13万人次,增长了3.2%。截至2014年,我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人次,占出国留学累计人数的51.4%。同时,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达到712万人,国内毕业生总量与留学生总量的双重增长加剧了就业竞争。另外,留学生在出国前,通常没有自己的职业目标,对自己的未来职业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划,一心追求时下最“热门”专业,在专业的选择过程中盲从于大众化选择,导致自己的专业与实际需求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同时,近年来,留学生所学专业以商科(金融、会计、管理和经济)为主,导致此类专业毕业生过多,造成结构性失业现象。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指出,虽然就业竞争有所增加,留学回国人员,特别是研究生的综合竞争力和就业质量普遍高于国内毕业生。2011届的研究生毕业三年后约有四成就职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等具有国际化特点的企业,五成以上就职于千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自主创业的比例约是同届国内毕业生的3.3倍,平均收入比同届国内研究生高1854元。
留学回国人员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政府做好就业引导工作和建设创业孵化平台。第二,严格审查留学中介资质和工商营业执照,规范留学中介机构的行为。第三,设立留学生咨询机构,在出国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上给予一定的指导,避免留学生盲目追求“热门”专业的现象。第四,公布国外“虚假大学”的名单及特征,避免留学生上当受骗。第五,加强留学生的就业引导,探索成立专门面向留学生就业的组织,及时把握就业的宏观大环境和留学生情况,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就业难问题,做好留学生就业市场的规范及协调。第六,促进留学生自主创业,把“帮助留学生就业”转变为“促进留学生自主创业”,是解决当前留学生就业难现状的一个较好的出路。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从创业资金贷款、土地、税收等方面为留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条件,鼓励留学生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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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H.Coombs.The World Educational Crisis:A Systems Analys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 关于教育产品(Educational Products)的内涵,理论界部分学者从教育活动的手段与过程出发将其定义为教育服务,但笔者从教育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出发,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受教育者因受教育而增加的人力资本。因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为了便于描述教育供求,本章特将人力资本的有形载体——受过一定教育的各类人才定义为教育产品。
[2] P.G.Altbach.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R].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239-240.
[3]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MU)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4] 在经济学中,“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是衡量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参数,是指消费者愿意为某种商品或服务所支付的最大数量与他实际支付的数量之差,即消费者剩余=支付意愿-实际支付量。
[5] 所谓隐性失业(Recessive Unemployment),又称“变相”(Disguised)、“隐藏性”(Concealed)、“隐蔽性”(Covert)、“隐匿性”(Hidden)失业,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内容上的结合或结合不充分、不合理的现象,其典型特征是劳动者名义上就业了而实际上却很像失业或半失业,因为他们在就业岗位上要么无事可干,要么无充分的工作可做。
[6] P.H.Coombs.The World Educational Crisis:A Systems Analysis[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7] 包括高等教育本专科生,下同。
[8] 初次就业率(Initial Employment Rate),一般以当年9月1号为计算截止日期,计算公式为:初次就业率(%)=[(毕业生总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其中待就业毕业生人数包括截至该年度8月底仍没有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人数以及已申请不参加本年度就业的毕业生人数。
[9] 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 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