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研究潜力的重要标志。重视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增强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相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改革与需求，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水平远远滞后，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最为薄弱的部分。1994年至今，国家对研究生的资助政策与标准一直未变，研究生的个人收入远远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研究生资助水平不仅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研究生待遇偏低，难以吸引优秀生源和保证研究生安心学习、潜心研究，这已经成为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制约瓶颈，导致优秀研究生为国外大学所吸引，流失严重。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历年发布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综合报告》，中国在美国外籍博士生源地中名列首位，1989—2012年，共有72549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占同时期美国博士总数的7.1%，占同时期美国外籍博士总数的23.8%。[2]改革博士生培养机制已成为我国是否能够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调查结果显示：学术动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资助制度、培养模式、学术环境等是影响博士生教育创新力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应从政策供给、投入机制、培养模式、提高博士生教育的声望等方面改革我国博士生教育体系。

（一）从政策供给上，完善博士教育相关制度的建设

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建立学位制度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3]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目的，概括起来是三个“促进”和一个“适应”。三个“促进”：一是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主要是培养大量的博士、硕士；二是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试行学位制度初期，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主要充实高校师资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当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三个“促进”，来达到一个“适应”，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从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学位制度的建立，对培养、选拔、使用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4]从学位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博士教育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当时是从硕士生中选拔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直接授予了博士学位，而博士生导师也是临时破格提拔的，因此它的建立是恢复教育文化事业、与国际学位制度接轨的需要，更是为百废待兴的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现实需要。不过，随着博士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很多国家纷纷开展博士教育改革以及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博士教育吸引力。例如，2005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了《21世纪的国防教育法：对研究生教育的新承诺》白皮书。报告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凭借着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美国成为一个空前繁荣和富强的国家。美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对促进新美国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为美国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满足了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需求。然而，未来美国的经济成功以及国家的安全要求各层次教育采取新的战略，要求重构高等教育，对研究生教育而言更是如此。2007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和革新力的支柱》。这一报告认为，大众对美国的未来竞争力有一种自满的情绪，他们认为美国在21世纪仍然会继续领导世界的经济发展，仍然会继续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为其服务。但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自满的情绪到了应该得到纠正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支柱的研究生教育应该首先引起重视和改革。这一报告从大学、商业精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对提高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详细的策略。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士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围绕如何提升博士教育质量和创新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相关政策供给不足，这使得博士教育这一与国家创新联系最为紧密的体系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再有就是《学位条例》自1981年实施以来，并没有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做出调整，这使得博士教育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决定在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位制度恢复与创建三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博士教育调查项目。不过，此次调查仍没有引发职能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此，我国应提升对博士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进博士教育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实施现状调查，更好地推进我国博士教育的发展，吸引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二）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

在博士教育投入机制的改革上，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统筹学校自筹经费、导师科研经费、助学贷款、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经费来源，形成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公平与效率、标准与层次、范围与项目、学研与就业相互统一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博士生奖励资助体系。

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设立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高校以按规定比例从事业收入提取资助经费等方式自筹资金，用于设立教学助理、管理助理岗位和加强普通奖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助学贷款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住宿费；社会捐助资金主要尊重捐助人意愿使用。国家奖学金注重效率，激励学生全面发展；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注重公平，解决学生在校研读期间的经济困难；学费补偿贷款注重就业导向，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选择国家最需要的岗位工作。

（三）建立研究为导向的、科研与教学紧密互动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支撑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不仅是推动国家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提高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一体化是美国研究生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博士生在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已成为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生力军。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尽管我国绝大部分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导师的课题工作，但科研项目的立项管理与博士生培养制度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特别是依托科研项目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在机理尚未建立。调查发现，大部分博士生认同积极参与导师课题是博士生的有效训练方式（均值为5.44）。因此，在课题研究和课题立项上，应鼓励博士生以助研的身份参与课题研究，导师的科研立项应明确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允许导师从科研经费中划拨出专门的经费作为博士生的研究津贴。在博士生招生方面，导师应按照课题研究需要公开向海内外招聘人才；鼓励博士生的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避免博士生参与过多研究主题不一致的研究项目或课题。

（四）提升博士教育体系的声望，积极吸引和挽留高水平人才

以高声望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世界优秀人才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新“殖民”方式。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尤其是在博士教育阶段，损失惨重。印度媒体将这一现象喻为“奶牛现象”。因此，进行博士教育体系改革、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实现人才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沿着两条线路展开：首先，博士教育培养了大量实施创新的主体，即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重要研究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其次，博士生的科研活动能够促进科学的创新，或者说博士生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杰姆斯（James）等人通过对一百多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稳定的情况下，大学教师的研究生产力（可以用出版物或引用率来测量）与一所大学博士生数量的多寡有着紧密的关系，马斯库斯（Maskus）等人利用国家统计年鉴的研究也发现，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生数量的增加与专利申请、大学获得的专利和非大学获得专利的数量增加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国的博士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质量和声望危机，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实施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建立科学研究与博士教育紧密互动的培养模式和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应该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