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研究潜力的重要标志。重视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例如，在美国，研究生教育被视为镶嵌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皇冠上的宝石，是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发动机。美国近期签署生效的《2010年竞争力再授权法》再次重申了研究生教育的战略地位。我国则先后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进入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造就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有力推动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但是，相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接受高水平教育的需求，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存在着质量和声望危机。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教育职能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调查，但围绕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相关政策仍然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瓶颈，削弱了我国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降低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的持续动力。为真实了解我国博士教育的现状，分析制约博士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特开展此次调查研究。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效度分析
1.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课题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研究者在充分查阅、参考国内外有关“博士生创新力培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博士生培养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而成。问卷初步完成后，课题组召开了由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对各个项目的内容、形式及项目编排等多次分析讨论、删改之后形成正式问卷，即《博士生创新力培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在前期文献综述和访谈的基础上，问卷将中国博士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六个方面：制度建设、学术环境、师生关系、学习动机、培养模式和职业路径，通过对博士生的问卷调查，验证六大因素与中国博士生创新力的相关性。（问卷设计思路见图3-10）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将问卷主体部分的填答方式分为七点，采用七重计分法，即从消极到积极分为七个等级，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图3-10 博士生创新力研究的概念框架
2.调查问卷的发放原则
此次问卷发放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为纸质版。在每所样本学校确立一名联络人（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或学生），将问卷快递给他们，由他们随机发给博士生填写，并要求考虑学科和性别分布。第二种为网络版。通过问卷星发布网络版问卷，让在国外或其他暂不方便接受纸质版的博士生进行网上填写。
此次问卷发放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区域均衡。样本学校的选择兼顾区域平衡，所选高校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地区，样本数量44所。第二，类型均衡。大学类型的选择充分考虑了理、工、医、农、林等学科布局，分别包括部属大学、省属大学及其他类型的大学。第三，学科均衡。问卷的发放充分考虑学科的平衡分布。基于各大学自身的优势研究领域，尽可能涵盖13个一级学科。
3.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经过前期的试测，信效度均比较理想。经过正式的问卷发放及回收处理后，课题组借助SPSS16.0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总体的信效度进行分析。基于问卷主体部分各个维度均采取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课题组使用了L.J.Cronbach提出的Alpha系数，采用尺度分析方法对问卷各个维度内部的同质性信度指标进行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得出下表数据。（见表3-91）
表3-91 问卷各个维度内部的同质性信度指标
续表
综合来看，以上数据表明本研究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各个维度的信度较为理想，具有比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即可靠性较高，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参与调查的被试对于博士生创新力培养诸多方面的总体评价。因此，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此外，为确保调查问卷的效度（这里主要测查内容效度），本课题组还邀请到相关领域的五名专家学者对问卷进行评价，并对每个条目提出意见。专家一致认为本课题组所设计的调查问卷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出“博士生创新力培养的影响因素”，测量的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想要考查的内容。总体来看，问卷的信效度较好。
（二）调查问卷的总体情况分析
1.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
本研究共计选取了60名博士研究生，其中大部分属于“985工程”高校或“211工程”高校。这些高校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南、西部，尽可能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均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不含电子版），每所学校发放问卷数量为30～50份，其中北京地区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问卷数量均在50份以上。最终，共回收来自44所高校的1656份问卷，回收率为82.8%。（见表3-92）剔除无效问卷202份后，剩余有效问卷1454份，有效问卷总数占回收问卷的87.8%，占发放问卷总数的72.7%。（见图3-11）从已有情况来看，此次问卷回收率比较高。根据统计学经验，此次问卷的回收率较高，数据能够支撑本课题的研究。
表3-92 问卷发放数量、回收数量及回收率
图3-11 有效问卷与无效问卷所占比例
2.调查问卷的基本信息统计
（1）“性别”信息统计
在1454份有效问卷中，所有参与调查的博士生都填写了该项信息。男性占调查人数的59.6%，女性占40.4%。从此次调查的学科分布以及性别在学科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调查在性别比例上较为均衡。具体信息参见表3-93和图3-12。
表3-93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性别”信息统计
图3-12 此次调查的性别比例分布
（2）“婚姻及家庭状况”信息统计
在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婚姻及家庭状况”信息状况进行的调查中，仅有3份问卷没有填写该信息，占有效问卷数的0.2%。因其所占比例较小，在此忽略不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博士生群体所占比例最大，为70.8%；“已婚”的比例约占三成，其中“已婚有子女”“已婚无子女”的博士生比例分别占16.2%和13.0%。具体信息参见表3-94和图3-13。
表3-94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婚姻及家庭状况”信息统计
图3-13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婚姻及家庭状况”比例分布
（3）“本科所在学校”信息统计
在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本科所在学校”信息状况进行的调查中，仅有16份问卷没有填写该信息，占有效问卷数的1.1%。因其所占比例较小，在此忽略不计。结果显示，本科就读于“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非985）或“其他”（省市级普通高校）的被试所占比例基本都在33%。具体信息参见表3-95和图3-14。
表3-95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本科所在学校”信息统计
图3-14 调查对象“本科所在学校”类型分布比例
（4）“目前所在学校”信息统计
在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目前所在学校”信息状况进行的调查中，有36份问卷没有填写该信息，占有效问卷数的2.5%。因其所占比例较小，在此忽略不计。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被试中，在“985工程”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占64.5%，而在“211工程”高校（非985）和“其他”类高校就读的博士生分别占27.7%和7.8%。当然，这与研究者所选取样本时考虑地域因素有关（东部地区的“985工程”高校明显多于中西部的高校）。具体信息参见表3-96。
表3-96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目前所在学校”信息统计
通过将调查对象本科所在学校类型的分布比例与其目前所在学校的类型比例进行对比可知，在参与调查的博士生中，本科阶段在“985”“211”及其他类型高校就读的人数比例基本相同，但是攻读博士学位时，大部分学生集中在“985工程”高校，在“211工程”高校（非985）或“其他”类型高校（省市级普通高校）就读的人数明显要少。（见图3-1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选择博士就读学校时，大部分学生会选择科研水平相对较高、声誉相对较好的大学作为理想的读博院校。
图3-15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本科及目前所在学校信息比例分布对比
（5）“年龄”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年龄”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博士生的平均年龄为27.85岁，而最大年龄与最小年龄之间的差距较大。（见表3-97）当然，其中涉及“在职读博”等偶然因素。从图3-16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当前博士生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30岁之间。
表3-97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年龄”信息统计
图3-16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年龄”信息比例分布
（6）“民族”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民族”信息状况的调查，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汉族学生占绝大多数，其比例为94.0%。考虑到此次调查主要在高校较为集中的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的学生来源相对较小。民族情况的具体信息参见表3-98。
表3-98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民族”信息统计
图3-17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民族”信息比例分布
（7）“所在学科”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所在学科”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理工科博士生数量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工学比例最高，为29.8%，理学比例其次，为23.5%；随后依次是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综合人文社科类专业。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调查未涉及军事类院校。所在学科信息参见表3-99和图3-18。
表3-99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所在学科”信息统计
图3-18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所在学科”信息比例分布
（8）“年级”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所在“年级”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被试中博士一年级学生人数所占比例为44.2%，接近一半；而博士二年级和三年级分别占29.1%和20.3%。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博士生学习和研究的特殊性，低年级的博士生一般需要在学校接受专业课程的学习，而高年级的博士生往往在外调研或学习。因此，在实施问卷调查过程中，博士一年级的学生接受此次调查的概率会更高些。具体信息参见表3-100和图3-19。
表3-100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年级”信息统计
图3-19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年级”信息比例分布
（9）“攻读博士学位的形式”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形式”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绝大多数的博士生都是全职的，这一比例占到了83.9%，而在职或以其他方式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为16%。具体信息参见表3-101和图3-20。
表3-101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形式”信息统计
图3-20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形式”信息比例分布
（10）“工作年限（读博前）”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工作年限（读博前）”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没有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和有工作经验的博士生，所占比例分别为60%和40%。由此可以反映出，当前的博士生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科或硕士毕业之后，在某一领域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工作积累后再次选择进入博士学习。具体信息参见表3-102和图3-21。
表3-102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工作年限（读博前）”信息统计
图3-21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工作年限（读博前）”信息比例分布
（11）“攻读方式”信息统计
通过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方式”信息状况的调查可知，大多数的博士生都是应届的，这一比例占到了73.3%。其中，应届直博生（包括硕转博）所占比例为42.4%，应届普博生为30.9%。这表明大多数的博士生都是在接受（完）硕士两年或三年的教育之后直接步入博士阶段的学习。这一信息与“工作年限（读博前）信息统计”中，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没有工作经验的比例为60%基本一致。具体信息参见表3-103和图3-22。
表3-103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方式”信息统计
图3-22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攻读方式”信息比例分布
（12）“国际交流经历”信息统计
在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是否有国际交流经历及所去国家”信息状况的调查后发现，“有”国际交流的博士生数量较少，仅占10.3%；“无，但已有计划前往”国际交流的博士生数量占34.4%；而“无，且没有计划前往”国际交流的博士生数量较多，占到了被调查总数的55.3%。这一信息所区分出的三类被试，他们的经历及想法可能会在调查问卷中涉及优秀人才流失、对中国博士教育的总体感受等维度的回答中产生差异。具体信息参见表3-104和图3-23。
表3-104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是否有国际交流经历及所去国家”信息统计
图3-23 参与调查的博士生“是否有国际交流经历及所去国家”信息比例分布
（三）调查问卷分析的统计方法
问卷回收后，课题组对问卷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录入和反复的检查，尽可能减少技术性误差。问卷数据的汇总与处理主要在EXCEL2011、SPSS16.0和STATA12.0软件上进行。数据统计主要根据不同性别、年龄、博士攻读方式、大学类型、不同年级等对选择题进行观察值个数、平均值、方差、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分析，并进行组间偏差分析和组内偏差分析。
此外，针对个别选项，研究者还利用众数和中位数观察选项的离散程度和分布情况，以更好地观察问卷所反映的潜在问题。
（四）调查问卷内部各维度描述统计
1.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
针对“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这一选题，在利用STATA12.0软件筛选出缺失问卷后，共获得有效观测个数1399个。从结果看，“谋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被认为是攻读博士学位最主要的动机，其次为“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期待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以及“未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这一分析结果来看，大多数博士生将“博士学位”与未来的职业和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期待通过博士学习改变未来的职业发展并提升经济收益，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具体信息参见表3-105和图3-24。
表3-105 攻读博士学位动机的总体统计
图3-24 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从“众数”来看，题项2、4、5、6四道题中，被试选择最多的是“完全不同意”，即博士生认为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有明确的目标”，并非主要出于“延缓就业”“对高学历的崇拜”和“家庭的期待”，且做出以上选择的被试数量最多。被试在多数题项的选择上，都有较明显的“偏向”，或偏于选择“完全不同意”，或偏于选择“完全同意”，而在题项2和6的选择最值得关注。题项2中，尽管被试在这一选项上平均分仅为2.63分，但基于提问方式的需要，此题的反向计分为百分制的72.8分（（7-2.63）/6=72.8%），即大多数博士生强调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有明确的目标。（见图3-25）题项6中，尽管最多的被试表明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完全不是”来自家庭的期待，但其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3.56分、4分。（见图3-26）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对于读博的“动机”是否来自家庭的期待表示偏向“中立”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家庭期待”对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图3-25 被试对动机2回答的比例分布直方图
图3-26 被试对动机6回答的比例分布直方图
为更好地分析不同群体在入学动机上的差异，本研究对性别、婚姻状况、本科就读学校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方式与入学动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性别与入学动机
从图3-27可知，男性和女性在入学动机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按性别分别进行的统计结果与总的信息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在一些选项上，不同性别人群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差异。例如，男性的入学动机更多地倾向于“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未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等个体价值的体现，而女性在“期待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谋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选项上的得分高于男性，这与女性择业希望“稳定”的社会期待和家庭期待相一致。
图3-27 男性和女性入学动机差异化分析
（2）婚姻状况与入学动机
在婚姻状况与入学动机的关系上，已婚有子女、已婚无子女和未婚人群在“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选项上的得分一致，三类人群间没有差异。但在诸如“延缓就业”“对高学历的崇拜”等方面的认同上，未婚与已婚的博士生人群存在差异。（见图3-28）例如，“已婚有子女”的人群在“延缓就业”选项上认同度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已婚有子女人群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在“有无明确目标”方面，已婚人群相对于未婚人群，在攻读博士学位方面表现得“目标更明确”。
图3-28 婚姻状况与入学动机
（3）本科就读学校类型与入学动机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的本科学校分为三类：“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及其他类型高校，并对三类人群与入学动机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图3-29可以看出，本科在“985工程”高校就读的学生，通过博士教育以“期待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的人数较多。而本科在“211工程”高校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更多出于“社会对高学历的普遍要求”以及“对高学历的崇拜”的目的，这一群体更期待通过博士教育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改变处境不利的状况。
图3-29 本科就读学校与入学动机
（4）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与入学动机
针对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本研究将博士生群体大概分为两类：全职和在职，前者主要指全日制的博士生，而后者主要包括有工作单位且非全脱产的博士生。从图3-30可以看出，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不同，在入学动机上也有差异。具体而言，全职博士生更期待通过获取博士学位，以实现未来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并满足家庭期待，他们更多出于职业选择的需要；而兼职博士生则更多出于社会期待，即社会对高学历的普遍要求。
图3-30 攻读博士学位方式与入学动机
2.博士教育的理解
对博士教育目标定位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题项将博士教育的目标设为四个方面：从事学术研究、提升职业能力、提高社会适应力和提供专业技能训练。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观测个数1417个。从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3-106和图3-31），大部分人较为认同博士教育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将“提供专业技能训练”置于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一统计结果与认为博士教育是“从事高深研究”的最初理解是一致的。随着博士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多数博士生也认同博士教育能够“提升职业能力”，这表示博士教育不仅与高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也被认同与其他职业能力的训练有关系。
表3-106 博士教育目标定位的信息统计分析
图3-31 博士教育的目标定位
结合平均数和中位数来看，在问及博士教育的“目标定位”时，只有题项1的各项得分都较高，众数的得分显示：选择“完全同意”从事学术研究是博士教育的主要目标的被试数量最多。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被试普遍在题项2、3、4上选择偏向“中立”的态度。从图3-32中可以明显看出：绝大多数被试认同（包括“完全同意”“同意”和“有点同意”）“从事学术研究”是博士教育的目标定位。
图3-32 被试对题项1回答的比例分布图
此外，这一研究也分析了不同属性群体对“博士教育目标”理解的差异。总体来看，性别并不会影响对目标定位的认同度，但是否有国外学习经历以及处于不同的博士学习阶段对这一题项的选择略有差异。
（1）国外学习经历对博士教育目标定位的认同差异
从图3-33中可以看出，有无国外学习经历在题项2的认同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有过国外学习经历的博士生在“提升职业能力”和“提供专业技能训练”的选项上，较之其他两个群体的认同度更高。
图3-33 国外学习经历对博士教育目标定位的认同度
（2）不同学习阶段与博士教育目标的认同度
不同学习阶段的博士生由于其学习和研究体验不同，可能会影响对博士教育目标的认同，图3-34反映了这一点。总体而言，学习阶段越高，对“博士教育主要是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认同度越高，而对博士教育能够“提升社会适应力”的认同度更低，这与一年级博士生的体验和认识明显不同。
图3-34 不同学习阶段与博士教育目标的认同度
（3）婚姻状况与博士教育目标的认同度
总体来看，婚姻与否并未对博士生对博士教育目标定位的理解产生明显影响（见图3-35），只是在一些维度上有些许的变化。例如，未婚在“从事学术研究”上的认同度稍高些，不过这些细微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图3-35 婚姻状况与博士教育目标的认同度
3.我国博士教育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国博士教育在近年来饱受批评，一些研究者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问卷基于前期的文献研究，将博士教育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分为经济资助、学风建设、培养模式、学术理想以及导师指导五个方面，通过博士生的选择，来分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从表3-107和图3-36来看，经济资助过低被认为是当前博士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其次是学风建设问题，比例分别是52.9%和50.7%。另外，有68.5%的被试并不认为“一些导师自身缺乏真正的学术训练，难以培养高质量的学生”，这表明大多数博士对导师的指导作用持肯定态度。此外，博士生自身的问题明显被置于较低的位置。这一统计结果与调查对象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有很大关系，他们并不认为自身缺乏学术理想，而是更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外部。
表3-107 被试选择“我国博士教育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的比例信息表
图3-36 被试选择“我国博士教育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的比例信息图
4.博士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
个体对博士教育的期待直接影响着博士候选人具体的学习行为，也对我国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关于博士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题项中，筛除缺失数据后，共获得1418个观测个数。从统计结果来看（参见表3-108和图3-37），大部分被试最为认同的是“博士教育经历提升了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其次，在“丰富人生经历”“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就业竞争力”三方面上，多数被试选择“同意”以上的选项。然而，对于博士教育经历究竟能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道德修养”“提高社交能力”，多数被试偏向于选择中立的态度，认同感并不是很高。这一数据结果与题项1的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博士教育被认为与职业竞争力和发展高度相关。与此相对，博士教育与个人的人生体验联系最为松散，很多博士生并不认同博士教育能够丰富个人的人生经历。
表3-108 “关于博士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子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续表
图3-37 博士教育与个体发展意义
此外，为分析博士教育对个体发展意义在不同属性间的差异，本研究还分析了婚姻状况以及工作经历在这一题项选择上的差异。
（1）婚姻状况对博士教育个体价值的认同
从图3-38可以看出，婚姻状况并没有影响对这一问题的总体认同度，“提升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被认为是博士教育对个体发展最重要的意义，而博士教育的德育价值最不被认同。已婚有子女的博士在博士教育可以“提高就业竞争力”的选项上，分数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对比群体。
图3-38 婚姻状况对博士教育个体价值的认同
（2）工作年限对博士教育个体价值的认同
攻读博士学位前是否有工作经历，可能会影响博士生对博士教育个体价值的认识。为了验证这一点，本研究分析了工作年限与博士教育价值认同的关系。从图3-39可以看出，没有工作经历，即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群在“提升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选项及“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两选项上分数普遍高于有工作经历的群体，而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则认同博士教育能够“丰富人生经历”。在其他选项上，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差异。
图3-39 工作时间与博士教育个体价值的认同
5.博士生的选拔方式
博士生的选拔方式不合理被认为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中一个较为关键的问题。关于何种方式是较为理想的，目前人们并未达成共识。本题的分析结果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通过筛除缺失数据，共获得1420个观测个数。从表3-109的数据结果来看，“博士生的选拔方式应以学术能力和潜力为准”“直博”以及“考察候选人过去的研究经历和成果”被认为是博士生选拔的重要标准。对导师是否具有招生决定权时，调查对象的态度较为“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表3-109 “博士生的选拔方式”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40 博士生选拔方式认同度分析
在回答“当前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是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题项时，被试回答的平均分仅为3.95分，中位数和众数都是4分；同时，从人数比例上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抛去极值情况，大部分人偏向于选择“不确定”的答案。具体信息参见表3-110和图3-41。
表3-110 被试对“当前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是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回答的信息统计
图3-41 被试对“当前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是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回答的信息比例分布
此外，本研究也分析了不同属性群体对选拔方式的认同差异，主要包括本科所在学校类型和工作年限与博士生选拔方式的联系。
（1）本科所在学校类型与选拔方式
从图3-42可以看出，博士生招生中强调“学术能力和潜力”得到了普遍认可。不过，本科在“211工程”高校就读的候选人对“当前的入学考试制度较为合理”的认同度高于那些本科在“985工程”高校就读的候选人，他们也更倾向于同意导师在招生中的权力。而本科在“985工程”高校就读的候选人，更倾向于在博士生选拔中关注候选人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认为“直博”可以提升学术训练的连续性。
图3-42 本科所在学校类型在“博士生选拔方式”题项中的均值分布
（2）工作年限与博士生选拔方式
工作年限的长短可能会影响候选人对博士生选拔方式的认同。从图3-43可以看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候选人在“‘直博’可以加强学术训练的连续性”的选项中的均值较高。这说明他们期待尽早进入博士项目，同时他们更愿意强调候选人的学术能力、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而有工作经验的候选人较为认同导师在博士招收中的权力。
图3-43 工作年限在“博士生选拔方式”题项中的信息分析
6.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和模式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国家的教育传统不同，各国的博士生培养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博士生的身份为“学生”，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博士生的身份则是“研究者”。身份定位不同直接影响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在这一题项中，通过STATA12.0筛除缺失信息后，共获得观测个数1380个。通过问及“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和模式”的相关内容可知，绝大多数被试非常认同“博士生跨学科交流对创新非常重要”“博士生应该强调对研究方法的训练”“参与科研项目对博士生研究能力的训练最重要”；也有很大一部分被试认为当前的“博士生培养缺乏有效的跨学科合作机制”“博士生缺乏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平台”。此外，多数人认为博士生应该发表论文，并且在博士学习期间应该注重合作。具体信息参见表3-111和图3-44。
表3-111 “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和模式”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44 “博士生培养过程与模式”各维度的均值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均认同跨学科的合作在博士生培养中非常重要。另外，从图3-45可以看出，很多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博士生培养并没有对跨学科合作和研究给予很好的关注和实践。此外，博士生的团队合作很重要，而这也是目前博士生培养中较为欠缺的一环。
图3-45 对“跨学科合作”维度的数据分析
（1）不同学科对博士生培养模式认同上的差异
博士生培养模式在不同学科间具有较大差异，这与学科特点有关。在对理学、工学、文学、教育学、管理学和法学专业在这一题项中的均值统计发现，学科间的差异确实存在。（见图3-46）理学和工学专业的博士生认为“参与科研项目对博士生研究能力的训练最重要”，同时也同意“应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社会人文学科领域，如文学、教育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博士生则赞同“博士生应该强调对研究方法的训练”“课程学习对博士生训练很重要”以及“博士生不一定发表论文”。在这三个维度上，理工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歧最为明显，这显然与各自的学科特点有着重要的关系。
图3-46 不同学科对题项的认同度
（2）候选人所在学校类型对培养模式的认同
候选人所在学校类型不同，对培养模式的认同也存在差异。从图3-47中可以看出，“985工程”高校的学生与“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在这一题项中的最大分歧来自对“博士生是否要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一维度上，前者明显更倾向于发表论文，而后者则不这么认同；另一个较有分歧的观点集中于“课程学习在博士生训练”中的作用以及“研究方法的训练”上，前者认为课程学习没有那么重要，而后者则认为课程学习很重要。
图3-47 候选人所在学校类型对培养模式的认同
这一分歧与学校自身的定位有关。“985工程”高校一般为研究型大学，非常强调对博士生的研究训练并重视学生的研究水平，而“211工程”高校对博士生的“研究”使命的认同并不强烈。
7.对目前学术环境的题项分析
学术环境被认为是当前博士生培养中的重要制约瓶颈之一。通过STATA12.0筛除缺失信息后，共获得观测个数1425个。从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博士生赞同“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压力远大于研究本身带来的压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回答与前面所分析的“博士生应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高度认同相对立，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依次分别为“学术功利性影响了学术创新”以及“社会用人制度影响了博士生从事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见表3-112和图3-48）
表3-112 “学术环境”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48 对学术环境相关选项的信息分析
与前面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仅有27.9%的被试认为（选择“5”分、“6”分和“7”分）“我国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博士生的训练和培养”，也就是说，大多数博士生普遍反映当前我国的学术环境不理想。研究者对选择1～7分的频次进行了百分比统计，选择“3”分的比例最高，为23.2%，选择“7”分的比例最低，为5.7%。具体信息参见表3-113和图3-49。
表3-113 被试对“我国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博士生的训练和培养”回答的信息统计
图3-49 被试对“我国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博士生的训练和培养”回答的信息统计
针对这一题项，本研究还通过分组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高校类型以及国际交流经历在这一题项中的认同差异。
（1）不同高校类型的博士生对学术环境的认识
将“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的博士生分别进行统计后发现，两个群体对这一题项的认同存在差异。“985工程”高校的学生在“发表论文的压力”维度上的均值小于“211工程”高校的博士生，这意味着前者在这方面感受的压力要小一些。但是，前者对社会用人制度和学术不端行为等其他维度的容忍度显然低于后者。（见图3-50）
图3-50 不同高校类型的博士生对学术环境的认识
（2）有无国际交流经历的博士生对学术环境的认识
围绕“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远大于研究本身带来的压力”这一问题，两个群体间的认同度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有国际交流经验的博士生感受到的压力要小于尚无国际交流经历的群体，这与博士生所在学校类型有很大关系。大部分有国际交流经历的博士生均来自“985工程”高校，这一结果与前面的分析结果吻合。（见图3-51）此外，有国际交流经验的人对“社会用人制度”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更低。
图3-51 有无国际交流经历的博士生对学术环境的认识
8.博士生的压力来源
博士生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活动。博士生作为成熟的个体，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的学习、工作，甚至婚恋。通过STATA12.0筛除缺失数据后，共获得1430个观测个数。从表3-114中可以看出，在问及博士生的“压力来源”时，大多数被试认为自己的压力主要来自“科研进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压力来源于毕业时能否获得“博士学位”和未来获得满意职位，位居其后的分别为较差的经济状况、家庭期待和社会期待。而在问及压力是否来源于婚恋时，这一题项的得分是：平均数3.26分、中位数3分、众数1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试不认同“婚恋”是博士生的主要压力。最后，在“赡养家庭”维度上，多数被试均认为这不构成什么压力，这与多数受访者是未婚有关系。
表3-114 “博士生的压力来源”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52 “博士生的压力来源”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比例分布
此外，不同群体博士生的压力来源也不尽相同。下面将对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研究领域分布在这一题项中的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1）性别差异与压力来源
从图3-53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压力来源存在明显差异。对男性而言，“科研进展”“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以及“未来能否获得满意的职位”被认为是最主要的三种压力来源，这可能与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有关。位居其后的分别为“较差的经济状况”“家庭期待”“社会期待”“赡养家庭”以及“婚恋”。对女性而言，最大的压力来源是“科研进展”，其次为“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以及“未来能否获得满意的职位”。相对而言，女性在“经济状况”“赡养家庭”“家庭期待”和“婚恋”方面的压力均低于男性。但在社会期待方面，压力明显要大于男性，她们更关注社会认同。
图3-53 性别差异与压力来源
（2）婚姻状况与压力来源
婚姻状况也可能使博士生感受到不同的压力。从图3-54可以看出，对于未婚博士生而言，他们的选择与这一题项均值的总体趋势一致。而对于已婚的博士生，尤其是有子女的博士生而言，他们在“科研进展”“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以及“未来能否获得满意的职位”方面的压力更大。并且在“经济状况”“婚恋”“家庭期待”方面面临的压力也较为明显。从这一题项的分析可以看出，已婚博士生的科研和生活压力普遍高于未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