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新

春秋时晋国的乐师师旷在学艺期间，苦于不能集中精力，苦于外面的世界太多**，便自刺双目，以便专心于琴艺。数年后果然技艺特进，成为天下闻名的乐师。这个故事常常给我启示，给我鼓励。现在的生活比师旷时代丰富得多了，面对的**也多多了，如果天资一般（即使天资聪颖），却耽于**，想在自己岗位上取得一点成就，差不多是痴心妄想。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在仕途上没有热心，仅在业务上有恒心的原因。我知道，放弃政治上的野心，熄灭仕途上的热心，如同师旷自刺双目。尽管在别人看来这几者并不矛盾，但人的资分各异，人家可以熊掌和鱼兼得，我却充其量只有弃熊掌而取鱼的能耐。不过在我看来，自以为是舍鱼而取熊掌了。

1985年7月，我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有幸被东北师大附中这所声名煊赫的学校选中，成为这所学校语文组最年轻的一名教师。此时的师大附中，初、高中均经过择优，生源条件无比优越；师资也非常好，绝大多数教师是1966年以前大学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的。同组教师平均比我年长25岁，有的老教师比我年长40多岁，从年龄上看，我只能是儿子辈、孙子辈，这是铁定的现实，无法更改。天性使然吧，我不甘心在业务上的辈分也如年龄，决心以铁定的事实证明。于是我开始了奋斗的历程。

前辈们都有深厚的业务根底，都有精良的教学技艺。我虽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他们的技艺，但我可以加速学业上的积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这是我的优势。况且，大学期间我并没有荒废学业，也算读了几本书。于是我钻研教材，以教材为核心，先自己研究教材，再围绕教材积累资料，从核心到外围。读书也紧紧围绕教材扩展阅读。我至今没有读闲书杂书的习惯，我没有那时间。比如教材中鲁迅作品多，我就通读鲁迅全集，尤其读其中与教材有关的小说、散文、杂文；古文多，其中《史记》最多，我就通读《史记》，尤其是与课文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还利用学校和东北师大的图书资源搜集与课文相关的学术论文、鉴赏文章。

因为学生优秀，我几乎没有从学生方面研究学法，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追求也限于只是尽自己所能，研究教材，研究自己，以期得到学生的认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个报考我毕业的学校，学生的志向都比我大，智商都比我高。我有危机感，必须加强自我修养。

经过大约8年的努力，我成为语文教学的多面手，举凡语文多种课型，都敢于大胆探索，并多有收获。有位别的学校的同行曾这样评价：朗读课，一封《与妻书》能使人泣不成声，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能让人忧从中来；讲读课，一篇《六国论》《过秦论》，褒贬得失有纵横家风范，一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仿佛评书演员立案挥扇；作文课，常能平处见奇，点石成金，文思之敏锐，如泉而涌，颇具才气；文言文教学，考据求证，常常旁征博引而不流于琐碎，点评鉴赏，每每娓娓道来而不落于空泛，有学者气派。

以上评说，虽为溢美，但在相当长的时间自己窃喜，津津乐道以为能事。然而，从教育思想上看，这时，我显然还停留在“民本”阶段，满足于为学生做主，是教材本位或教师本位。因为这时，虽然教学积累厚重了、教学技巧鲜活了，甚至课堂教学也算有特点了，但，一招一式，所突出的是自我，或者刻薄一点说是显示自我。在课堂上显示自我，将学生置于何地？只能是从属地位、次要地位，这与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不相容的。

这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92年我被评为吉林省语文教学新秀，这标志着我的课堂教学技巧进步了，虽不排除自己的努力，学生水平高是重要原因，但教育思想并不前卫。令我在教学技巧上获益匪浅的是我的师傅李光琦。

1993年8月，作为吉林省代表，我跟随当时的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翼健老师到大连参加东北三省青年语文教师作文教学大赛。当时我恰好送走一届高三，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按常规应该回到高一从头教起。但我已经开始厌倦那种讲深讲透、精讲多练，那种阶级斗争话语或唯政治化的分析，开始讨厌所谓的“字词句章语修逻文”的知识体系，已经深感高中的教学只能不断重复自我，不能生成新的自我。我面临新的选择。幸运的是我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在大连向张翼健老师请教、与之倾谈。张翼健老师是东北师大附中70—80年代的语文组长，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在全国率先进行“初中语文基本能力过关实验”，曾被誉为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报春花。张老师指出了我过于注重自身、对学生有所忽视，教学方法上、教育意识上存在着问题。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大连上课时，我兴之所至，忘情地用教鞭指点学生。张老师用少有的严肃的口气向我指出，教师千万不能用教鞭指点学生。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不可以用教鞭指点学生，因为我当时仅仅能认识到老师应该为学生的学习做主，为学生的学习负责，或者把为学生负责和为学生做主两者等同起来了。张老师鼓励我到初中去搞教学改革，去研究教法，去体会教育的魅力。

这是我从单纯的教学转向教育、由为学生做主转向引导学生自主的转折点。从此，我一头扎到初中起始年级，从预备（小学五年毕业，初中念四年）年级教起，一口气教到高三毕业，教了整整七年（从1993年到2000年），在这七年中，我懂得了张老师为什么批评我用教鞭指点学生。原来，用教鞭指点学生的行为，教师潜意识里没有把学生当人看，没有把学生看作是与教师有平等人格的个体，说得严重一点，这个不起眼的动作，与马戏团的驯兽师拿着鞭子训练动物无异。从此，我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注重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经典做法的研究和应用。直到2000年这批学生毕业，我有7名学生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在这7年里，我的学生从少年长成青年，从中学跨入大学，我恰好从而立走近不惑；他们在成长着美好的青春，我在消逝着同样美好的青春，却同时渐入教学生涯的青春期，我在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成长寻找和确定着自己的坐标。

1996年7月，我在东北三省十佳中青年语文教师的评选中，上了一堂《打渔杀家》。有人说我在课堂上率性而为，因为我没有分段、概括段意、归纳中心，兴之所至我还唱了起来。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下课了，许多听课的同行还不愿离去。我很陶醉，尽管有人说我的课不是语文课，我的目的本在于引起语文界的争论。这一课，我仍然表现了自己，但出发点并不在自我表现，而在于通过教师的投入，创造良好的课堂情境，以感染学生。

在语文教育教学意识的提升方面，张翼健老师的点化令我终生难忘。

1995年9月我考入东北师大教育科学院心理系，开始在职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我是怀着要否定自己的心态学习的，我甚至打算系统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当我把想法同导师周国韬说明时，周老师说，我这种情况，有十多年的学科教学经验，在职进修有许多优势，既然不打算改换门庭，目的不在于成为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把心理学的知识拿来为教学服务就可以了。他还告诉我，人的知识结构有两种，一种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一种是高楼式的结构。我没有必要重建金字塔，那样费时又没有实效；在已有的坚实的学科基础上建高楼，能建多高就建多高，这样既能为现实的教学服务，又有利于个体的知识体系建构。他的一番话令我顿开茅塞。我开始有倾向性地选读对语文教育教学有助益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书籍，并努力在教育教学中应用。这期间，我的眼界开阔了，我开始在语文之外审视语文，开始注重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角色的定位。现代社会中，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像古代那样只有通过教师的传授获得，学生可以从多种传媒中获取知识，课堂教学仅仅是一条途径，而语文学科的特点在于，课堂甚至不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的主要途径。以往，我是把语文课堂当作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把课本当作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唯一凭借，把语文教材与语文课程等同起来了。其实，学生的语文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形成，并不直接来自课堂，教师能给予学生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学习策略的传授才最为必要。

带着对语文教学的诸多困惑，我开始尝试到学生中去调查研究，1998年完成硕士论文《对长春市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在语文教育研究的方法上，我开始从思辨走向实证，这得益于周国韬老师的指导。

在具备了相当的教学经验和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我思考着语文教育的出路。科学是在证伪中前进的，是在试错中前进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认识的进步需要实践，从前正确的认识现在可能是错误的。

20世纪末，语文界人士对50年代尤其是近20年来的语文教育的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语文界外人士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也让人陷入思考。目前，有一种论调，不允许批评语文教育20年的“成就”，以为否定20年的“成就”就是否定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上纲上线，“帮”八股十足，把学术争鸣不怀好意地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扯，仿佛只有他才与中央保持一致。语文界内也有一种潮流，高举什么什么的旗帜，有意无意地在语文界搞个人崇拜。一些业已功成名就的星级腕级教师或成立自己的教育研究中心，或到处演讲，或两者同时进行。如果讲语文的内容也就罢了，有些人偏偏不讲语文的问题，偏偏讲与语文不相干的。如同某些以滑稽获得成功的小品演员，人们欣赏他的滑稽，包括对某地区方言的戏剧性夸大。可他偏偏放弃了自己的长处，钟情于“政治”小品了。一些被称为“专家”的语文中人不许别人批评“语文教育的成就”，仿佛是卫道士。历史的演进并不以某些“权威”的自恋情节而放慢前行的步伐。

不说近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是在异化民族特色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就说近50年来的语文教育，也是在忽视母语文的特点中花样翻新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50年代凯洛夫教学模式的一统天下，“红领巾”教学法的风靡一时，这条“苏化”的道路到底走没走通？其影响到底正面大还是负面大？以至于今天在许多学校的语文课堂上，还是作者介绍、背景分析、归纳段意、归纳中心思想、归纳艺术特色等环节，无视语文教育的规律，把语文学科当作纯知识学科对待。并且很多人把它称为“传统”模式。这哪里是我们的“传统”？这是“苏化”的“传统”，是民族传统的异化。浑然不觉者有之，沾沾自喜者有之。

近年来，语文教育的主流思想“工具论”又把广大一线教师弄得不辨东西，很多“教育成果”都是在这种先天不足的理论指引下搞出来的。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在“破”的同时更着眼于“立”。然而，许多人的“立”有盲从的倾向。语文教育过程是个性化的艺术创造过程，先进教师的独特经验往往不可复制，因此难以推广。偏偏有人热衷于不切实际地推广某某经验，大有平原也要修梯田的架势。这种无视语文教育规律、无视受教育者个体及地区差异的做法应该引起警惕。

我以为，语文教育作为民族语言文字、文学乃至文化教育，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因为越是民族的精华的才越是世界的。近百年来尤其是几十年来的异化，警示我们不能再沿着异化的道路走下去，不然，民族特色的丢失，其最终结果将是民族的灭亡。台湾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张春兴在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中首次提出“三化”研究取向，其中“研究方法本土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重构具有指导意义。语文教育的方法也应该立足于本土化。当然，这并非排斥外来的先进方法。关键是外来的方法必须内化才能洋为中用。在这方面我们生搬硬套有余，去伪存真不足。古为今用当然也是而且尤其是我们母语教育应当扬弃的，以往我们“扬”的少了，“弃”的多了。有人反对语文教育民族化的主张，以为语文教育本来就是民族的语文教育，何必还讲“民族化”？正因为语文教育已经异化了，我们才呼吁“民族化”，这本来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悲哀。

当然，语文教育走民族化的道路首先要对民族传统定位。我以为，民族传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如果说民族传统是一条长河，那么在不同的河段汇入的支流经过合流必然成为这长河的组成部分。并且，这条长河还在向前奔流，在奔流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支流汇入。问题是，这条长河出现了断流，并且是严重的断流；不仅如此，还改着河道。与民族化相对的范畴应该是世界化，既然越是民族的精华的东西才越可能是世界的，那么民族化与世界化并不矛盾。既然民族传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并不排斥现代化，当然也不背向未来。

以民族化的总目标为准绳，构建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是我今后的追求。目前，我正带领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的全体教师进行“语文教育民族化方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课题研究。我虽然渴望成功，但并不惧怕失败。因为即使失败了，至少证明此路不通。

回顾与检讨自己16年的教育教学实际，我大致经过了教育思想上从民本到民主、研究方法上从思辨到实证、教学风格上从雕琢到本色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我的成长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东北师大附中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颇具民主风范的学校领导集体；其次是众多特级教师、一大批著名优秀教师的悉心指导，峥嵘崛起的青年拔尖教师群体的激励；再次是个人的刻苦钻研。这肯定是一个案例，誉之也好，毁之也罢，总之，我就是这样真实成长起来的。

作者简介：

张玉新，1963年出生于吉林通化。1985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1998年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东北师大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生，语文特级教师。发表教育教学文章上百篇，出版《高中语文教育评价》《张玉新讲语文》《在形下之作与形上之思间倘佯》等著作。

[1] 张玉新：《我要走民族化这条路》，载《中学语文教育》，2001（8）：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