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江

走在田埂上的孩子

我的心中始终镌刻着这样两个画面：

月光溶溶，一位老农在用钉耙翻地，一耙下去，只是几寸见方的一小块，可等到天亮，足足两亩的一块地已经翻完。

——这便是我的父亲，他说：“没有翻不完的地，一滴汗水一粒米。”

夕阳西下，一条窄窄的田埂小路上走着一个孩子，他正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家走去，一小步也许只跨出不足一尺，可他从容地向前走着……

——这个孩子就是我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中师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乡村中学。学校很小，消息十分闭塞，自然没有什么教研的氛围，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大家都是照着教参上课，能把教参上的内容都理解了，能把学生都讲懂了，那就是好教师。

尽管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是班级里的“小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1978年高考我的志愿中没有一个是师范。因为第一志愿海运学院的身体复检和政审没有过关，所以开始的几批录取我都被耽搁了，最后因为分数还比较高，被录进了师范学校。

我既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又是一个不安于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在乡村中学做教师的命运，我能做的就是把课上好，做一个学生欢迎、家长放心、领导信任、同行认可的好教师。

学校里平行班级才两个，一般由一个教师任教，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谓集体备课。教研组一两个月开一次会，不是政治学习和评救济金，就是评先进、发展党员，业务活动几乎没有。我读了两年师范，几乎学的都是中学的内容，汉语拼音则是小学的水平，自然不会有什么教学法之类的课程。语文课到底该怎么教呢？什么样的课才叫好课？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主要就是听学生的反映，学生喜欢我就高兴，学生说好我就坚持。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分配的学校比较近，我就发起每周聚会一次，大家轮流坐庄，轮到的同学既要上一节课让大家评议，又要招待大家喝一顿1元2角钱一瓶的二曲酒。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学校听课，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也参加我们的活动，评议时和我意见不合。他激将道：“你上一节给大家听听，如何？”年轻气盛的我居然真的上了一节课。至于好还是不好，已没有多大印象。在这种有点沙龙味道的活动中，我对语文课似乎越来越有感觉，学生也越来越喜欢。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近乎盲目的摸索为我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遇。

那一年，县里成立了教研室，第一项大活动就是进行优质课评比。一层一层筛选，竞争还真激烈。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连续在学校、乡镇、片（由几个乡镇组成）中一路夺得第一，最后参加县里的决赛，又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一年后又获得盐城市第一名，参加江苏省首届语文优质课比赛，虽然因普通话不够好只获得二等奖，但却使我大有收获。应该说我从偏僻的乡村中学调进省重点中学，1988年首次职称评审，就破格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1992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乃至1998年成为江苏省特级教师都不能与这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省里上课获得好评，市内外许多学校都请我去上课。所在的县，几乎每个乡镇都去过，外县外市请的也不少。前前后后，上过的公开课有一百多节。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收获是巨大的，成长是显著的。有一段时间，人们狠批公开课的虚假，大有让公开课“下课”的趋势，我专门撰文为公开课正名。我承认，公开课对自己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主要不是指上文所说的那些实惠，而是指自己在执教公开课的过程中和听别人评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获。从那时开始，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才算“入门”了，也入迷了。

我实在记不清我听过多少公开课，而使我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名师的课。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有的还不止听过一节。不仅听课，我还读他们的教学实录，读他们的关于课堂教学艺术的文章，读他们的专著。使我收益最大的是钱梦龙先生灵活机智的引导和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还有宁鸿彬先生对教材智慧的处理以及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思路，说到这些，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县教研员：我语文教学的启蒙老师——丁如愚先生。多少次，在我上课前，他对我进行具体的指导；多少次，在听了我的课后，他引导我作深入的反思和分析……“要有追求，又不能脱离实际；要灵活，更要有效；要敢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他真诚的告诫至今时时还在我耳边响起。

正是他们，使我感受到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把我的心永远和语文教学系在了一起。于是，我置整整一木箱的退稿和很多文学刊物编辑的鼓励于不顾，放弃了从小就有的做一个作家的理想，移情别恋，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在语文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之上。这其中自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迷惘，也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和付出，当然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喜悦。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和节奏原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论文，应邀在全国各地举办语文课堂教学讲座一百多场；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语文课堂教学得到了质的提升，我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有了初步的把握，为我后来的思考和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黄厚江：《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载《人民教育》，2005（2）：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