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82年，我教语文的第4年吧，河北省电教馆要来张家口给一位老师做录像课，我偷偷地找到李主任，让他去和省里的同志商量，给我也拍一课。没想到人家答应了。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见摄像机，拍了郑振铎的《别了，我爱的中国》，没想到这节课被推荐上去，还获了全国的奖。从这以后，我就走出了张家口，应邀到省内的不少城市去讲课。在外面讲课，既是荣誉，也是压力。正是这种压力，逼得我进一步苦学苦练。

1985年，我被派参加了国家教委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全国小学教育研究班。在这里，我听了许多专家、教授的理论报告，参加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理论水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提高。在学习交流会上我还作了一个《教学过程的主要矛盾》的报告。并参加了研究班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在编写中更广泛地阅读了许多学术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

1986年，我第一次出省——北京宣武区右安门一小的张光缨老师请我去上课。我讲的是《飞夺泸定桥》。当时张光缨老师的姐姐、海淀区教研室主任张光珞老师也带了人去听课。北京，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北京的老师向来都是接待外省的去听课。我一个山中小城的老师来这里讲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心一直跳了一天一夜，但我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既然作了精心的准备，讲就讲，放开了讲。结果两节课讲下来，张光珞老师连饭也没让我吃，就把我拉到了海淀，再给他们讲。我知道，大概这一炮又打响了。自此，我走出了河北省，又先后应邀到河南、陕西、天津、内蒙古、江西、黑龙江等省市去讲课。

别人的课越听越多，自己的课也越讲越多，我的心里犯嘀咕了，总觉得我们的课讲起来怎么跟理论著述上说得有点对不上号。书上说：“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学生的智力。但是机械地获得的知识是同发展智力无关的。”“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连老外都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数学教师和语文教师在一节课上要讲的时间，不应超过5～7分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掌握的东西。”可是我们是怎样讲课的呢？有的40分钟老师要讲30多分钟，有的整个课都在喋喋不休地问答。这怎么叫“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知识技能呢？有一个阶段，这些问题把我憋得好苦。

究竟怎样教学生学语文呢？渐渐地，我发现学生喜欢读书，他们更喜欢那种抑扬顿挫的感情朗读。既然学生喜欢，我的课上就让他们敞开去读。结果一段时间下来，学生的语文学习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们说话不打结巴了，作文句子通了，连错别字都少了，真是怪极了。一看书，人家早就说过了：“阅读是学生掌握阅读技能的最主要手段。”“许多学生之所以不能掌握知识，乃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会流畅地、有理解地阅读。”再想一想，我们讲课，布置作业，说来归去都是为了一个“考”字。为了考，有的死记硬背；为了考，顾不上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可书上也早就说了：“学校的职责不限于传授各种知识，培养各种技能以及发展智慧能力，学校更负有促进与指导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的主要职责。”原来，我们好多习以为常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的！怎么办？没说的，只能改！

1989年，全国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带有大赛性质的小学语文教学观摩会。当时我也有幸被作为特级教师邀请去为大会做“示范课”。我暗下决心，在这次大会上，讲课一定要少讲少问多读，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读中体会情感，读中受到思想的熏陶。结果讲课获得成功，掌声经久不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的学术委员杨再隋后来评论说：“支玉恒老师把读的功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让汉语教学的魅力展现得如此多姿多彩，实在难能可贵。”“为当时从一讲到底到一问到底的语文课堂教学，送来一股清凉的风。”广西教研中心的黄亢美先生也说：“自此全国很多地方兴起了‘支氏品读法’”。

会议后，我针对时弊，深思熟虑写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阅读教学从整体入手》发表在1990年第3期《小学语文教学》，没想到却由此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一场学术大讨论。各种期刊发表辩论文章数十篇，历时一年多。第二篇是《反思“带着问题读”》，第三篇是《“带着问题读”的再反思》，第四篇是《“问答式”必须改革》，均发表在当时的《小学语文教学》杂志上，又引起了新一轮持续一年多的全国大讨论。我很高兴，这反映了小学语文教学领域的沉闷空气已被打破，人们开始关注教学思想与教学实践的改革，但也反映了两种思想正在斗争。

我又想，教学是实践的科学，光在口头上争来争去没有什么实际成效。再说，一种教学思想，一种教学主张，当它没有在操作层面上获得突破之前，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由此，我更坚定了在教学操作上改革突破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