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失去自信心，只要对事业、对理想尚存一息希望，那么厄运可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宝藏。

在那个几乎令人窒息的年代里，我没有动摇过对事业的追求，没有对人生、对前途丧失信心。我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

希望是热情之母，它孕育着力量，孕育着生命活力。

我的工作热情来自于殷切的希望。粉碎“四人帮”后，天日重现。我“收拾”起尊严，开始拼命地工作。感情是朴素的，动机是单纯的。一则，想把失去的时光追赶回来；二则，想向人证实我绝不是坏人。走路快了，吃饭快了，连骑自行车的速度也比往常快了许多。我只图省出些时间，多读些书，多备点课，多和学生接触，多出一点成绩。

当时，中央提出要“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一度头脑发热，自告奋勇：“由本人语算包班，一年教完两年课程，四年级学生随五年级的一起报考中学。”得到校领导同意后即付诸实践。我夜以继日地干，曾晕倒在讲台边，被唤醒后依然“不下火线”。最后，这一班学生的升学率相当可观。当时，此举在社会上、在教育界引起了争议，孰是孰非，各执一词。

此一时，彼一时。假如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这件事，近乎荒谬可笑。唯一获得的好处是，这一年教学实践，我对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语文水平摸索到一点途径，总结出一点经验。简言之，即“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留给孩子，教师须精讲，学生得多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洗辱雪耻，还我一身清白。1989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及长宁区人民法院经过艰苦细致的审理，查明我父亲“反革命”一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不当”，予以纠错并全面落实政策。从此，背在我身上的精神十字架全部卸下了。我再次获得了新生。

1994年，我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1999年，获浦东新区开发建设特殊贡献奖；2000年，获“浦东名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