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史无前例的“**”开始了。其时，我正在一所小学代职。“革命洪流”洗濯着“污泥浊水”。我们兄弟姐妹8个无一例外遭到冲击。在大学里教书的长兄被红卫兵殴打致残，病死在医院里。

虽说我敬业，工作也出色，但还是厄运难逃。我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成了批判斗争、游街示众的靶子。戴着尺余高帽，手执破簸箕、坏若帚，被追打、唾骂。在“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的“簇拥”下，我被赶着从一楼爬到四楼，墨汁涂满衣襟，鼻涕口水洒得我满头满脸。

呜呼!人的尊严丧失殆尽。

使我最痛心的那一幕，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秋日，已有几分寒意。我被唤进了一个办公室面壁思过。我明白，又要当一回“活靶子”了，此时的我已几近麻木。

一年级近200个孩子席地而坐，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读过句子之后，执教老师问道：“什么样的人叫敌人?”

学生答：“坏人就是敌人。”

老师又问：“谁是坏人?”

一个学生说，“黄世仁是坏人”，又一些学生补充道：“还有南霸天、刘文彩、坐山雕、刁德一……”

老师问：“这些人你们见过吗？”

学生回答：“见过——”

“哪儿见的？”

“电影里边。”

老师说：“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真的敌人见过没有?”学生说没有。老师颇有几分得意，“那么，给大家看一个真的敌人!”

于是，我被摁着头，反剪着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

此时，教室里群情激昂，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的姓名成了“敌人”的注脚。从此，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年刚好是我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