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来暑往，一晃我在语文教改之路上拼搏了七八个春秋，结合教学，我对语文的地位、目标、功能，语文教学的原则、思路、方法，乃至语文的备课、板书、作文评改等微观领域都做了研究，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23万字的文集《语文教学之路》（与程良方合作），但是并没有找到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捷径”。

路在哪里呢？

一次偶然机会，我拜访了全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史专家顾黄初教授，告诉他我对未来的思考：“下一步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深化语文教学方法研究；二是编实验教材。”顾先生似乎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编教材！”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就此我和顾先生在他家里开起了“讨论会”。我多角度研究了语文教法的改革，几乎触及了各个领域，为什么深不下去？为什么费力吃苦果，教学效率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学生怕学语文，课堂读书如嚼蜡？问题之一是作为教学之本的教材，其内容、体系、呈现形式等尚不适合教学。我们在讨论中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用教材来制约教法，用先进的教材理念改变落后的教学思想。

编教材，这的确是一着好“棋”！

然而，编语文教材谈何容易！撇开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不说，仅就当时教育体制的现状而言，在一个什么都讲究统一的教育领地，以个人的名义主编一套实验教材可能吗？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教材从来都是国家教育部门的专业机构组织最著名的高层专家学者统一编写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行吗？

如果说，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是不实事求是。凭着我多年的社会阅历和对教育管理的了解，我确实预料到这将是一条充满荆棘、举步艰难的路。但对于一个追求人生最大价值的改革者来说，困难恰恰是使石墨在压力下变成金刚石的炼狱。我被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驱使着。

1983年，同人们不知是为我的执著所感染，还是本来就蕴蓄了那么一股精神，他们汇集到我身边，组成了一个“战斗方阵”，开始了长达25年的编写教材的长征。

确定指导思想是编写教材的关键。综观全国，不少省市都在搞实验课本，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各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开辟出语文教材的新天地。在传统的投影里和新时代的八面来风中，我把视线投向那“灯火阑珊处”：以三个面向为指针，以落实素质教育为宗旨，面向大多数。重在能力培养，重在思维训练，重在读写听说综合应用，重在整体把握教材主旨；利教便学，力求把学生从沉重的身心负载下解脱出来。

本着这些基本理念，确立了“一本书、一串珠、一条线”的“单元合成，整体训练”的体系，编写了单元合成型初中语文实验教材，并编写了初、高中写作教材《三阶十六步》《作文百课》和思维训练教学使用的专用教材《写作与辩证思维》。

为了提高教材实验的说服力，我亲自用油印本执教一个初中班。一轮教完，大见成效。实验班学生的当堂作文汇成《一树果》作文集，时任江苏省普教局局长袁金华为其撰序，著名语文教育家、全国中语会理事长刘国正先生题写集名，其中大部分文章陆续在各种报刊发表。几年的追踪调查，这个班学生进入高中、大学后大部分都成为优秀学生。

首轮实验成功了！这一成果像火柴头，点燃了我一生从事语文教材改革的熊熊大火。语文教育家刘国正曾专门为此撰写两篇论文，赞扬我们的教材是“大有希望的教材”，并称这套教材奏出的美妙乐曲，最和谐悦耳；说主编是厨师，油盐酱醋搭配得当，巧在合成。叶圣陶长子、语文教育家叶至善专程来编写组考察后说：“我父亲生前就想编这样一套读写合成的教材，他如果还在人世的话，看了这套教材一定会很高兴。”

1985年，教材实验列为江苏省扬州市教科项目，1986年列为江苏省教科所的科研项目，1987年，教材实验升级为江苏省教研室、江苏省普教局的实验项目。实验由1个班到3个班、10个班，从1个县市到10个县市，实验规模不断扩大。教材在1988年秋正式出版。此时虽然省内按规定实验控制在200个班之内，但在省外也开始星罗棋布，上海、黑龙江、贵州、广西等全国15个省区市分设了样本班。教材改革实验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大厦也正是这样一层一层地盖上去。

1986年，国家开始制订“一纲多本”的政策，这是我们的实验教材起飞的天赐良机，它使我们的教材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1989年1月，我有幸与斯霞老师等参加了国家教委在唐山召开的第一次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会上学习了何东昌的报告。报告中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材，正确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得不到体现，也影响教学方法的改革。”虽然这是仅十几个人的小会，我却收获甚丰，既沐浴了中央着手课程改革的春风，掌握了语文教改的信息，又结识了当时中语界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冯钟芸、潘仲茗等。

1990年5月，时任国家教委基教司副司长、教材办主任游铭钧专程来泰州考察我主编的教材，一连3天，召开实验班教师、学生、学校和市县教研部门领导及编者座谈会。他回到北京后不久便行文，决定把我主编的教材在国家教委立项，同时拨发了5000元实验经费。这5000元是久旱得逢的甘霖，是荣誉，是激励。国家立项，使我主编的教材赶上了“一纲多本”的“头班车”。

1992年，我们的教材经国家审查通过，进入国家教委发布的新教材用书目录。1992年以后通过的13套语文教材，经过七八年竞争，大多落马。尽管“万花纷谢一时稀”，但1993年起的改革已突破“一纲一本”的封锁线，不再是“一统天下”。在此期间，我们的教材实验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由开始的64个县市增加到75个县市，没有一个县市停用。

2000年，我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主编了经国家审定通过的第二套推荐全国试用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2001年，我主编的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实验教科书经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作为一类教材审查通过。这套教材以人的发展为本的理念为指导，以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为目标，对教材的目标系统、范文系统、导读系统、注释系统、操作系统等作了更大的改革。这套实验教材2001年秋起逐步进入了全国26个省市的600多个县市实验区，北京海淀区也选用了这套教材。

我认为：教材关乎一代代学子的面貌，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塑人的事业。教材编写一定要追求卓越，铸造精品，争创一流，教材出错就是对下一代的犯罪，因此我视教材质量为生命，要求每个编者必须做到“三严”、“三精”（严肃、严格、严谨，精编、精研、精改）。为了广泛听取意见，我提出了“三、三、三”调查方案，即向全国的3000名学生、300位教师、30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征集了数十条建议，写了2万字的调研报告，并据反馈意见对教材作了全面修订，使之提高、完善。2001年，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实验教科书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自我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