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上都要做事。但人生有限，事业无限。一个有进取心、事业心的人都谋求在有限中去发展无限，而要取得最大效率，必须要充分利用“有限”。“文革”结束后，在江苏省泰州中学教书的我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抢救”语文的千军万马之列，用火山爆发那样的热情，去努力夺回“文革”给语文教学造成的损失。1978年，我以“亦教”笔名发表了万字论文《试论语文的工具性》，在江苏地区语文界引起了反响。此后我不断发表教学经验文章，为重建被“文革”破坏殆尽的语文教学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当为成功欣喜，有些自我陶醉的时候，在“文革”中遭批斗的江苏省泰州中学于一平老校长恢复原职。这位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的学者型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埋头教书，充其量只是个教书匠。只有既教书，又看路，投身教学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教师，才可能成为教育家。”老校长的一番话，在我的为师路上树立了新的路标，指明了更高的奋斗目标。是啊，埋头教书，可以获得教学成果，可以送一批批学子进大学，可以享受“得英才而教育之”的甜美，可以做一个安分、称职的教师；然而，抬头看路，投身教学改革，则需要更好地去探“语文”教学之路，求语文教学之“真”，解语文教学之“谜”。

当时教师们普遍教书情绪高涨，许多人像我一样满足于拼嗓子、拼时间、搬大山（批改作业），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不久，吕叔湘、叶圣陶等著名教育家在报刊撰文，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呼吁大力改革语文教学，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深切地感到，要做一个好教师，必须到教学改革的风浪中摔打，去探索高效的语文教学之路，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从此，我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语文教学改革的跋涉。

我对自己的语文教学做了多项改革，探索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新路。那时我在于校长的支持下，同时选择高中和初中里的一个年级搞实验。担任副校长后，仍然坚持在实验班执教，种“试验田”。改革，激发了我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意识，使我逐步向“成熟型”教师转化。我挤时间研究了中外教育家的大量著作，搜集了中外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许多资料，做到“既东张西望，又脚踏实地”。我立足自己的教改实践，学习借鉴他人的教改经验，从三个方面探索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途径。一是研究不同文化基础、不同心理素质的学生学习母语的规律，实施因材施教。二是把夯实母语基础与灵活应用结合起来，教学求实求活。三是倡导启发诱导式语文教学，摒弃灌输的教学方法，激活学生学习的动因。我总结了诱导式教学方法“引读十法”，设计了23种课型，陆续发表在《语文战线》等杂志上。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改革语文教学，我参加了江苏省中语会的组建，多年担任江苏省中语会副理事长和全国中语会理事。1980年我在《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写作中的思维训练》《说默读》等多篇论文；1983年我参加在苏州召开的第一次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认真钻研前辈深邃的教育思想，撰写了《重在引读》一文，阐述引导的艺术；《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江苏教育》等几家杂志先后将我列为封面人物，介绍我的教学改革经验。

从这段经历中我体会到，改革之路可以有许多条，但都离不开甘愿吃苦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韧性。在教学和自我提高过程中，我坚持用“律”、“挤”、“拼”来要求自己：以明确而切实的目标“律己”；将会前、饭后、课余的时间“挤”出来读书；用“拼搏”的劲头搞教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