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语文教师，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却不在语文类书籍上。

从走上教师岗位第一天起，我的阅读超出了平常的语文教育圈子，把触角伸向了文学、文化、哲学类典籍报刊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我钟爱的。

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

于是，我才有了一系列文章。1992年，我写作《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语文学习》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辽宁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识见高人一筹，宏论振聋发聩”；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拙文是“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这些评价有溢美之词，却表明了拙文的影响。

之后，我又于1999年6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反对伪圣化》；在《中学语文》（2000.3）发表《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系列论文。我的论文多是从语文教育的外围，宏观地探究语文教育。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本来就缺乏思想资源。要宏观地把握它的规律，触摸它的历史走向，需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领域的资源。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对于宏观梳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恰好有益，属于歪打正着吧。

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跳不出来，视野就过于狭窄，思路就过于拘囿，那么，就可能造成“内里人看热闹，门外人看门道”的局面。当然，最好的学术目光，是内里与门外结合的“双重目光”。

1993年1月，我在语文教育界提出了“人文精神”（不是“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有人以为，我们语文教育界的“人文精神”呼唤，是从文化界、文学界引进的，是受他们的影响，这是不对的。我之所以那么早就提出“人文精神”，完全是得益于我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而我提出“反对伪圣化”，系统论述“新语文教育”概念，也是借鉴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源。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要走向深刻，必须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对语文教育思考的深入，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清晰、越系统。我的“新语文教育”具体主张就是：①语言学与文学并重而更强调文学，②白话与文言并重而强调文言，③举一反三与举三反一并重而更强调举三反一，④分析与吟诵并重而强调吟诵，⑤理解与背诵并重而更强调背诵，⑥散文与诗歌并重而更强调诗歌，⑦崇高、神圣与真实、自由并重而更强调真实、自由，⑧写实与写虚并重而更强调写虚，⑨统一与多元并重而更强调多元，⑩技术训练与精神培育并重而强调精神培育。这10个方面，既包含了我的理论主张，又总结了实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