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说法，要区别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论同他们以前的相关理论，要看该理论是否认识到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等领域的规律性和能否予以科学的认识，以及是否将共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一般认为，正是这一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必然结果向生产力规定的收敛，以及将生产力“高度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的前提，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主义论的要点。所以，生产力规定，关系着共产主义的“理念”规定与“运动”规定两个方面。以下，笔者将把和“运动”规定有关的生产力规定，作为变革主体（废除旧社会与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形成的问题加以论述（本节）；把和“理念”规定有关的生产力规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论与平等论加以论述（下一节），由此出发，我想指出，把握变革主体形成的内容，理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内容，设想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念”实现的时期等是互相联系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理念”规定与“运动”规定是交织在一起的。

1.旧社会的废除

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社会“高度的”生产力与以废除旧社会为目的的变革主体的形成[1]是否能结合在一起。这就有必要看一下所谓从生产力规定中将无产阶级予以“实质性排除”的问题。从无产阶级主要担负着实际生产这一点上看，虽然其“在形式上介入”生产力规定，但是，在所有论的层次上，他们被从作为对象化劳动的劳动产品中“排除”掉，结果就使得作为成果的生产力不能为无产阶级所有，这就是从生产力规定中将无产阶级予以“实质性排除”之意。

⑤“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进而言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

这里，所谓废除异化、推翻旧社会是以（a）作为一无所有者=无产阶级（被富有与有教养的世界排除的人们）的人类大众，以及（b）富有与有教养以及保证它们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二者为前提的，而且，这段话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揭示变革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基本规定与生产力规定相互结合的依据。的确，这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理论不仅明确揭示了所谓粗野共产主义理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论之间的落差，而且还保证了无所有者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普遍的交往的可能。然而，它虽然揭示了推翻旧社会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但却没有明确地说明，废除旧社会的主体形成本身是由生产力规定所担保的这一点。

而且，被富有与有教养的世界所排除的人们，即从生产力规定中“被实质性地排除掉了”的无所有者=无产阶级，和与此相对的富有与有教养的世界以及生产力规定之间就形成了“矛盾”。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一天，在“排除的一方”与“实质地被排除的一方”之间，就俨然划上了一条分界线，作为“实质地被排除的一方”的无产阶级，即使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担保，越出了国民框架，即使“在形式上介入”了生产力规定，他们仍然不是与生产力规定“实质地结合起来”的存在。以下内容也可以明确证明，无产阶级被“实质性地排除”到生产力规定之外。

⑥“此外，一贫如洗的劳动者大众——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的劳动者势力存在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由于竞争而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他们陷入绝境，这种状态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3]

⑦“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4]

⑧“他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他从单纯的生产力的地位中，即从他唯一赖以糊口的地位中，被其他更强大的生产力排挤掉了，——因此这个无产者已经有了现实的任务：使现存的关系发生革命。”[5]

总之，正是这一“实质性排除”，产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及其世界性，赋予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的契机。换言之，推翻旧社会的变革主体的形成，不是直接由生产力规定所保证的，而是以“实质性排除”这一“悲剧”为主要契机的。于是，推翻旧社会的变革主体的形成，一方面以这一“实质性排除”为契机，同时又被与生产力规定不同的、所谓的“政治运动”规定所囊括。各个人对生产力的占有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第一对应于各种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乃至交往的普遍性，第二对应于各个人能力的发展。下面就是关于这两点的论述。

⑨“其次［第三］，占有还受现实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那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力量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他们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6]

“只能是普遍的联合和革命”这句话并没有直接指示要占有“发展了的”各种生产力和与此相应的个人能力的发展，它所指的是展开这一联合和革命的方式，是打倒旧社会与无产阶级自我变革的场所，从“团结”、“革命”等用语来看，这句话所强调的是政治的结社和革命运动。从下面的引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比较重视“政治运动”。

⑩“因为对于无产者来说，由于分工本身就常常使他们的利益之间产生对立，除了旨在反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政治‘协议’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协议。”[7]

而且在对施蒂纳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政治运动”，同“高度的生产力”（以及个人的能力发展）相比，还需要一个特殊的、独立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另外，与未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内容，也是与“宣传”、“讨论”等这样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

⑾“圣桑乔在这里又把无产者看作……只要通过一个‘抓取’的决议就能在第二天把整个至今所存在的世界秩序草草了结。其实无产者只是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达到这个统一的状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也起了一定作用。”[8]

⑿“这些无产者的不懈的宣称，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地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9]

“政治运动”是以从生产力规定中的“实质性排除”（从富有与有教养的世界中被排除）为契机的，根据这一规定，马克思恩格斯构想出了一个废除旧社会的变革主体的形成，然而，这同时意味着，这是对现存无产阶级的“理念”化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被“实质性排除”了的、处于“悲剧中的”现实的无产阶级，仅靠“政治运动”就可以成为与未来社会这一“理念”相连的“了不起的”存在。附带说一句，笔者认为，这样的变革主体形成论，如同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对劳动者强烈的信赖与赞美[10]的延续。如前一节所见，在革命战略这一点上，从1844年到1846年，马克思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巴黎集会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展示了无产阶级乃至工人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和合作的倾向，对这一倾向，马克思始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都有些理想化了，这一评价可能也反映到了废除旧社会的主体形成论中。如果变换一个角度，可以说，这是使只有作为“理念”规定（未来社会的图景）才可能的主体像与变革主体的形成这一“运动”规定交织在了一起。那么，推翻旧社会的主体的形成与生产力规定是不是就被完全割裂了吗？以下的叙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在这些叙述中还蕴含着同样的“理念”与“运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新论点。

⒀“（α）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β）一方面是［存在］生产力的总和，这好像具有一种物象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个人只有在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作为］个人的力量［存在］。……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11]

⒁“（γ）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δ）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占有它们，即才可以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12]

从与以上论述的联系来看，问题在于引用中⒀（α）的下划线部分，即揭示各个人=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与生产力规定结合的地方，以及引用⒁的（γ）部分，即揭示废除私有制这一旧社会的消灭与个人全面发展的相关性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否定了前面论述过的论点，即由从生产力规定中予以“实质性排除”为契机的“政治运动”规定来保证作为废除旧社会的变革主体的无所有者=无产阶级的形成。但是，引用⒀（α）的下划线部分，也与“各种生产力从各个人身上被完全独立，相互分离”的叙述极为一致，（β）似乎是在补充这一叙述的、以“实质性排除”的契机为主要论点的部分，对这些都应当予以关注。从这里来看，无产阶级的各种能力与生产力规定的结合，也并没有直接揭示出现存的各种生产力与变革主体形成之间的联系。

引用⒁提示了私有制的废除与各个人=无产阶级的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相关性，所以，可以看出，它似乎从表面上直接论证了生产力规定与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之间的内在结合。但是，应当留意（γ）的“各个人的全面发展”、（δ）“全面地使自己发展的各个人”、“生活的自由活动”等论述，这些内容本来只有在未来社会才是可能的，而在旧社会自身中，从“实质性排除”来说则是不可能的。的确，把（γ）内的内容也可以解读成生产力规定和变革主体的形成的内在结合，但是，这样一来，生产力规定与未来社会的图景（“理念”规定）就预先混杂在一起了。反过来说，为了将生产力规定与推翻旧社会的变革的主体形成结合起来，那么就有必要把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一“理念”规定，交织在旧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一“运动”规定中。

一方面（主要地），以从生产力规定中被“实质性排除”为契机的“政治运动”规定为基础，出现了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论；另一方面，根据“理念”规定与“运动”规定的交织，出现了与生产力规定结合在一起的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论。然而，这两者与通常所说的变革主体形成和旧社会的生产力规定的结合（作为“运动”规定的变革主体形成论的终结）都不同。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以旧社会“高度的生产力”为前提这一说法本身，从推翻旧社会的变革主体的形成这一观点来看，就蕴藏着矛盾。也就是说，变革主体形成与“政治运动”规定的结合，因为以从生产力规定中的“实质性排除”为契机，因而与旧社会的“高度的生产力”（“运动”规定）相矛盾。[13]另外，变革主体的形成与生产力规定的结合，是以“理念”规定向“运动”规定的交织为基础的，因而，依然与旧社会的“高度的生产力”相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是由“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4]这一无产阶级规定而来的，这是共产主义论的内在矛盾，这不是可以消解的矛盾，而是会经常创造出其运动形态的矛盾。

2.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

以旧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论，包含着来源于生产力规定的旧社会与未来社会具有连续性的主张。而且，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如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15]这句话所说，旧社会的废除与对新社会的创造，总处于不断接近的过程中。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为推翻旧社会的主体的形成提供保障的，主要是以从生产力规定中“实质排除”为契机的“政治运动”。正如“因为生产力与交往的发展暂时被‘富有与有教养’的世界所代表并结出果实，所以被从这里排除出来的主体能够将其力量变为为我之物（包含着未来社会的创造——竹内），这大概是不证自明的吧”[16]这句话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如何使这些论点联系起来成了共产主义论的难点。所谓生产力主义与政治主义（任意主义），作为斯大林主义表里两个方面，且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缺陷，也被认为是以这一难点为发端的。结果是，含有废除旧社会的关系、并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形成，与生产力规定是否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问题所在。以下的论述，就包含着为实现未来社会个人对生产力的占有与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

⒂“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能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以之为前提〉。”[17]

乍一看，这里主张的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与各个人=无产阶级的各种能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对应（如果从梁赞诺夫版来看，则是以各个人能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关系。但是，推翻旧社会的主体的形成是由从它被从生产力规定中“实质性排除”为契机的“政治运动”规定所保证这一点来说，这是不经过一个大的飞跃就得不出的结论，而关于这一飞跃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未作任何论述。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形成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而言，却存在着这样的论述，这些论述反映了与由“理念”规定与“运动”规定的交织所导致的推翻旧社会的形成主体与“发展的”生产力规定相结合这种已阐述的论点一致性。

⒃“只有在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个人来说才存在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人格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8]

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然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19]

“个人的人格自由”、“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等，与引用⒂是同一主旨，而上述引用表示出，被生产力规定所保证的个人各种能力的发展，只有在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换言之，个人各种能力的共同发展与生产力规定之所以能够相结合，正是因为有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念，如果除去这一“理念”，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的形成就无从谈起。结果，如果以生产力规定——这通常被视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论特质的对现存社会的“科学的乃至规律性的理解”的典型——的连续性为中介，沿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形成一直观察下去，那么，就不得不预先在未来社会的主体形成内部，把实现了的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一“理念”结合起来。这也是在前一节看到的，将“理念”规定与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这一“运动”规定交织在一起的论点的延伸。的确，通过所谓的过渡期理论，可以看到，对这一“理念”的优先问题予以了一定的解决，而可视为对过渡期理论的叙述，也提到了以创造未来社会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能力。

⒅“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20]

所谓“成为社会的新基础”，也许说的是无产阶级的能力与生产力规定的结合。这里的“实践的运动”和“革命”，不是与“高度的”生产力规定或富有和有教养的世界直接关联的东西，毋宁说，它是“政治运动”规定本身。[21]于是，这一无产阶级的能力，就是与“政治运动”规定相结合而发展的能力，不管“运动”规定还是“理念”规定，都难以与生产力规定相结合。总之，这种过渡期理论中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的形成，与其说是重视，不如说是整合了推翻旧社会的主体形成理论中的“政治运动”规定，而这种规定是以生产力规定中的“实质性排除”为契机的。

如果归纳一下前项及本项关于推翻旧社会和创造未来社会主体形成的讨论，那么，一方面，是以生产力规定及能力规定为媒介的，依据旧社会与未来社会连续性，与生产力规定相结合的主体形成论。它包含着将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能力规定（“理念”规定）与旧社会的生产力、能力规定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与生产力的结合论）；另一方面，是与以从生产力规定中予以“实质性排除”为契机的“政治运动”规定相结合的主体形成论。它包含着不能将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与应当随之必然产生的“高度的”生产力以及能力相结合的问题（来自生产力的排除论）。这一结合论与排除论，作为与推翻旧社会、创造未来社会的全体相联的变革主体形成论，都包含着与我们在上一项中所指出的同样的矛盾，两者并没有整合起来。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者为了将这一非整合性统一起来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论述，只不过对此没有作充分展开而已。

第一，就是这一“实质性排除”的全面性与革命的全面性之间相适应的主张。这反映在前边引用⒀的末尾，只有“被排除的”、“抽象的个人”才“可以进入作为各个人的相互结合的联合体（未来社会）”这一主张中。即，这一“实质性排除”及其全面性，不仅仅与单纯地作为废除旧社会的主体形成，而且与共产主义革命——完全不同于被部分限定的现存革命——本身的全面性是连续在一起的。如果依据这一议论，“实质上被排除的”无产阶级就可以进入未来社会，“实质性排除”与对未来社会的创造就可以很容易地联系起来。然而，这一联系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展开。

第二，是“实质性排除”的全面性与为了创造未来社会的各种能力之间相适应的主张。

⒆“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领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22]

这是要在使“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未来社会）的能力规定与“一切自我活动”（旧社会）这一能力规定重叠起来的同时，在其中给旧社会中的“实质性排除”的全面性以位置。因此，如果依据这一议论，我们就可以以包含“实质性排除”的形式，通过无产阶级的能力规定（即高度的生产力），把旧社会与未来社会联结起来。然而，关于这一联结的内容没有展开。

第三，是“领有”的全面性这一生产力规定与“政治运动”规定一致的主张。

⒇“在无产阶级的领有之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完全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23]

这段话虽然是在说要由全部个人=全部无产阶级来进行“领有”，实际上，这一引用⒇是上述引用⑨的继续，这段话给人以“普遍的团结”、“革命”这一“政治运动”规定的全面性与“领有”的全面性是一致的印象。它虽然暗示了变革过程中的生产力规定与“政治运动”规定的相互结合，但还是没有对这一结合进行具体展开。

第四，是包括了上述三种规定，将“实质上被排除的”无产阶级视为“简单地”全面地“领有”的主体的主张。这虽然也是从内部支持将“理念”规定（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规定）和“运动”规定统一在一起的主张，但是，在这一主张中，对生产力“高度性”的理解与对实现未来社会时期的设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1）“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暖等……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营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的，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24]

这一消灭单个分开经济与共同经营的实现，与私有制的消灭意义相同，因此，这也可以说是未来社会的实现，但是，为此而需要的“高度的”生产力，从上述具体的生产力内容的叙述来看，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在”、或者说距（我们所处的）现在非常近的未来。顺便说一句，在引用②中看到的过于向农渔业倾斜的未来社会图像（“理念”）的描写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生产力内容的注解。关于未来社会实现的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以7～10年为周期会出现经济危机乃至大萧条。但是，从以上情况出发，一方面，还产生不了“被排除的”无产阶级为了全面地领有“高度的”生产力而必须要历经陶冶这一设想。也就是说，当时只不过是这样的设想：在“被排除的”、存在于“政治运动”规定之下的无产阶级，“简单地”与“高度的”生产力规定相结合。而在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设想了未来社会的生产力产生于旧社会的生产力或者其“若干的”延长上，所以，这就很容易使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一“理念”与旧社会的生产力规定交织起来。但是，这种对未来社会实现时期的设想，终究也不过是设想，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

就这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的结合论同生产力的排除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联系的，但是，因为作者对这一联系本身展开得不够充分，因而只能说它们之间还是没有超出矛盾的、非整合的、并存的领域。但是，其实，共产主义论的主体形成论本身，就是有关结合论和排除论及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所揭示的问题，何者可以接受，何者应予舍弃，以及如何使接受下来的内容运动下去的斗争。

[1] 和创造未来社会不同的“权力的夺取”以及废除私有制的主体形成。

[2] H.36-37，36-37。《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37～39页。

[3] H.38-39，38-39。《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39页。

[4] H.44-47，44-47。《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45～46页。

[5] W.270，2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26～327页。

[6] H.142-143，150-151。《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44页。

[7] W.355，3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31页。

[8] W.395，3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0页。

[9] W.195，2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34页。

[10] “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MEW.Erg?nzungsband，Erster Teil，553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48页）

[11] H.138-139，146-149。《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40～141页。记号及下划线，为竹内所加。——译者注

[12] W.424，4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16页。

[13] 这里如前所述，也存在着从无产阶级的“理念”化而来的矛盾。

[14] MEW.BD.1，390，4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13页。

[15] MEW.Bd.4，1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97页。

[16] ［日］后藤道夫：《政治、文化能力的陶冶与社会主义》，180～181页，载合著《为了现代的哲学2》，青木书店，1981。

[17] H.140-141，148-149。《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42页。〈 〉内的语句仅在梁赞诺夫版及新MEGA版中有，阿多拉茨基版中没有。

[18] H.118-121，126-128。﹛﹜内是竹内的话。

[19] W.424f.，475-4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16页。

[20] H.46-47，46-47。《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46页。

[21] 作为“政治运动”的“革命”，与细谷昂和望月清司所强调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革命的实践”所包含的大工业等的“革命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对这一问题本章只能割爱不论了。

[22] H.140-141，150-151。《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42页。

[23] H.142-143，150-151。《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44页。

[24] H.114-117，120-123。《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彭曦译，116～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