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工论的视角和意识的颠倒

如果我们涉入到德国的意识形态的内容里，想从生活出发说明它的颠倒性的话，只要这种生活是处于近代社会结构中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对近代社会的结构进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超越了德国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课题，不仅在唯物史观的确立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而且还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1]《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论进行了如此充分的论述，以至于超出了本章所限定的意识论课题的范围。本章的目的只是按照巴加图利亚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顺序的推定[2]，对意识论的深化过程进行简单的描绘。

对意识的颠倒结构的分析，首先是从恩格斯的分工理论视角开始导入的。“自然意识”、“绵羊意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所导致的“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他指出了意识这种观念的独立化：“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

马克思也同意分工产生了哲学家这一观点。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边注，“与此相适应的是哲学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另外，第一篇第三节的〔72〕的最后的马克思的“备忘录”也明确了这一点。

原文紧接上述内容的是恩格斯针对消灭分工的议论以及恩格斯、马克思对此所作的长篇标注。虽然这里出现了很多关于分工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但还不是我们的课题需要讨论的范围。毋宁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个标注的前后，即〔19〕和〔20〕之间存在不同点这一事实，例如“世界史”的概念首先出现于马克思的标注里，在〔20〕以后恩格斯的叙述里也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里我们也能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进行过讨论的痕迹。

恩格斯在这种影响下设定了这样一个课题：“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4]恩格斯在这里把物质生产作为意识形成的出发点进行说明，值得我们注意。

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就是统一的了。因为马克思在栏外标注中指出，近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因此它具有相应的普遍性。对此恩格斯在第一篇第一节的后半部分，通过对比普遍的“世界史”概念，提出因为德国的哲学家居于德国这一局部地方，所以他们被囚禁在了非现实的“宗教幻影”中，到此恩格斯就停住了。恩格斯从近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出发所进行的说明，或者说他在马克思的标注中体现出来的对形成过程的解释上还比较弱，这是不能否定的。所以不得不说，恩格斯从近代性，或者说从生活出发对德国意识形态的出现，以及其内容的说明并不十分成功。例如，为什么会产生“历史中的精神统治”这样的历史认识，况且它为什么是在近代这一特殊时代出现等问题都无法说明。

2.“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恐怕是在写作第二篇、第三篇第一节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黑格尔关于精神的统治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就在第一篇第二节里。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的理由。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5]。进而，“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6]，哲学家们登场的同时，被统治阶级却“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7]。

然而，“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8]，那么所谓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式的颠倒就产生了。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到，每一个统治阶级为了代替旧统治阶级而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必须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更普遍性的形式，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将会变得越来越抽象。

上述逻辑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但如果从时代的现实、生活来解释思想的产生，那它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它还没有说清德国意识形态特有的思想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观点区别开来。

3.德国的局部地区性和德国的意识形态

涉及德国意识形态特有的思想内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写作的第三篇第二节。这是研究德国市民阶级历史的成果，它从德国的局部地区性出发，解释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首先，“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9]，“思维从开头就是按照需要时而消灭时而出现的个人整个生活中的一个因素”[10]。如果说思维对于意识来说是本质之一的话，那它就是对第一篇第一节中恩格斯关于意识和历史的关系的外在把握的克服。在研究意识的颠倒的过程中，关于意识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柏林的教书匠“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而且对于这个毫无抵抗的人成为一种惰性力量”[1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试图从生活的内容出发来说明意识为什么颠倒，抽象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产生，并从德国的局部地区性来说明德国特定的意识形态。关于是否能超越这种局部地区性，他们认为与“世界交往”的“关联程度有关”。进而，关于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自己的生活连一个实际的存在都不是，而且因为它只存在于‘纯粹的’反思中，由于存在总是在他和他的反思之外，所以他的力图把反思想像成为某种实体的东西，也成为徒劳。”[12]

综上所述，在与“世界交往”隔绝的局部范围内，不以生活为对象的反思将会导致抽象的思维，将会产生出那种以为仅靠意识就能改变历史的颠倒的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与到目前为止对意识形态的形成所作的说明相比，这种以紧密联系与生活的媒介关系为基础，针对意识的颠倒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说明可以说还算是成功的。

但是，是不是只要经验了“世界交往”，意识形态的颠倒就不会发生了呢。应该说，正是在“世界交往”中，近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会形成。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德国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德国意识形态在内的近代社会结构中的意识的颠倒。虽然马克思通过分析历史的社会结构、认识到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巨大的生产力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以及世界交往，并作出了相应的栏外标注，但这种认识并不能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第一篇第三节、第三篇第三节中才真正说清这个问题的。

4.近代资本主义中的意识的颠倒——物象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篇第三节中将资本主义以前和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指出近代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3]，另外，在举出“大工业和竞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14]这种物象化的认识。这种物象化正是产生近代的意识的颠倒的基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第三篇第二节中展开了物象化理论，即“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但在真正意义上通过货币展开物象化理论的，是在第三篇第三节的“货币”小节。关于“货币的物化的威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货币权力的支配下，在普遍的交换手段独立化而成为一种对社会或个人来说的独立力量的情况下，生产和交往的各种关系的独立现象表现得最明显了”[15]，他们还批判施蒂纳没有这种认识。但是，认识物象化的意义不是停留在施蒂纳批判上，而在于近代资本主义本身产生出的异化。[16]

让我们从我们的课题——意识出发来思考一下。意识被生活决定。这里的生活首先是日常的、“身边的”生活。我们先把这种被日常生活决定的意识称为日常意识。日常意识虽然的确是被日常生活决定的，但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日常生活通过世界历史的分工不断产生着巨大的生产力，以及以此为背景的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化。但是，对于日常意识而言，巨大的生产力以及世界性的交往是作为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外部的疏远之物而不断地独立化。这一事态之所以是一种颠倒，是因为在以近代社会中的生活、世界性分工和交往为前提时，意识是一种与生活关系、身边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自己产生的东西独立于自己，变成了异化这种疏远之物。

如果说“货币的物化的威力”引起了日常意识的颠倒的话，那么作为它的理论化产物的功利主义就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式登场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功利主义“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17]，它被认为是以“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18]这一事实为基础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19]；第二，功利主义在它的初期，例如在霍尔巴赫时期，作为打破封建体制的思想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现在英国的功利主义变成了肯定现状的“对现实存在物的单纯辩护”了。

这样一来，从经济学批判和实践的视角对资产主义进行说明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意识虽然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环境的意识，但在自己的环境之外，产生于生活的东西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威力出现，这种结构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物。

[1] 本章无法探讨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本书收录的竹内章郎的论文。

[2] 请参考细谷昂，前摘书，158页的一览表。

[3] H.30，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4页。

[4] H.50，48-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4页。

[5] H.64.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0页。

[6] H.64-66，66-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1页。

[7] H.64.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1页。

[8] H.66.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2页。

[9] W.245，2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5页。

[10] W.246，2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6页。

[11] Ibid..

[12] W.247，271-2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8页。

[13] H.110，1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页。

[14] H.88，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73页。

[15] W.380，3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62页。

[16] 关于异化论和物象化论的关系，存在很多议论，在这里笔者认为物象化是异化的一种形态。

[17] W.394，4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79页。

[18] Ibid..

[19] W.394，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