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对应、矛盾的一般定式

“阶级的个人”以“偶然的个人”这种形式存在，表明了区别于个人这种独立身份的近代特殊性质，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各个个人的历史贯通的共同性并没有提示出来。的确，这种共同性在国家中是以“普通的个人”形态来表现的，但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共同性，是“虚伪的共同社会”，从被统治阶级来看，是“幻想的共同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那么，本来的共同性的因素从哪里能找到呢？

如前所述，各个个人的相互关系行为表现为分工，在分工之下由这种关系行为产生的社会关系，是独立于个人的客观存在。然而，这种独立的，以“物质的力量”出现的同时存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形式，是各个个人现在的共同性。在这一点上，首先我们要注意第一篇第一节马克思的栏外标注。也就是说，标注以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为表现，指出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对应关系。同时，他还论述道：“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另外，同一节的后半部分还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这里也继承了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这一生产活动的场所的对应关系。进而，第三篇第二节提到，随着交往形式和发展了的生产力相矛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对立进一步发展，“原来与这种交往形式相对应的意识当然就变得越来越不真实”[3]。也就是说，这里是通过德国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来提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观点的。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内容对于阶级社会一般是合理的，但还没有充分地站在德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特殊性上。

但是，第一篇的第三节克服了这一不足。如前所述，通过论述经由同业组合、工厂手工业一直到大工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总的来说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也就是说，从认识大工业和私有制的矛盾的方法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德国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文脉，探讨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定式化。接着在同一节里，马克思恩格斯试图进一步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对应、矛盾以及扬弃，“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5]。

2.私有制和劳动的矛盾、作为“私有制力量”的生产力

以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上述内容为前提，通过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进行的论述。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即，虽然私有制的出现在另一方面是以产生它的劳动为前提，但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分裂变得尖锐化，在这个意义上各个个人的交往条件只能是私有制或者劳动的其中之一。[6]这一点实际上是和“各个个人本身的力量”——生产力的实现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生产力虽然是以各个个人的相互关系行为作为媒介，但这种关系行为产生的交往形式独立于个人，作为与他们并行的独立世界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生产力没有直接作为他们的现实力量被确认和实现。因为这种交往形式的内容是私有制和劳动的矛盾，所以生产力作为“私有制的力量”[7]出现，另外，“只有在各个个人拥有私有制者这一资格时，生产力才作为他们个人的力量”[8]存在。

3.抽象的个人和各个个人的联合

因为交往形式和生产力都独立于各个个人，所以总的来说各个个人的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及其统治，隐蔽了上述那种私有制的直接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论述过的那样，虽然“阶级的个人”这种各个个人的状态，存在于将“生活条件的偶然性”作为其内容的“偶然的个人”这一形态里，但只要它的根据存在于个人的力量通过分工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及其支配中，不仅对于统治阶级，对于个人的整体而言也是合理的。所以，如果在这个节点上来认识“偶然的个人”，那他就是在以“物质力量”为形式的交往中，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而委身于“斗争和竞争”[9]的私的个人。并且，他们在“斗争和竞争”中脱离特定的阶级，或者加入其他的阶级都表现为依赖个人努力的结果。[10]然而，如上所述，一方面生产力通过“物的形态”从各个个人独立出来并表现为“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只能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条件的大多数的个人，作为与他们的力量所形成的生产力相分离的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抽象的个人”而存在。然而，这种“抽象的个人”，明显是以无产阶级来表现和显示特征的。换言之，无产阶级以这种“抽象的个人”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构成了他们的独立共同性的因素。随着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反而从“私有制的羁绊中解放”[11]了出来，因为他们“获得了以个人的身份加入相互的联合的可能性”[12]。也就是说，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个人的现实共同性，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而实现。但是，它独立于个人，作为“物质力量”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存在。无产阶级在承担这种异化的交往的同时，还在其中作为“抽象的个人”通过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存在状态体现着本来的共同性，换句话说，体现着与个性相呼应的共同性因素。

[1] H.38，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0页。

[2] H.50，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4页。

[3] W.274，3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31页。

[4] H.112-114，1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83页。

[5] H.130，1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81页。

[6]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道：“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H.136，1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74页）这里的“一定条件下”指的就是私有制和劳动。

[7] H.138，1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75页。

[8] Ibid..

[9] H.120，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86页。

[10] 虽然不一定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后藤道夫也关注了这个包含在阶级中的个人的特征（［日］后藤道夫：《一个关于“普遍性”的考察》，《讲座 日本的学力5教育课题》，450页，日本标准社，1979）。

[11] 细谷昂，前揭书，193页。

[12] 细谷昂直截了当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从“生产工具”中解放出来的积极意义，“在作为人类社会性的最高展开，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这种异化中，无产阶级承担了其‘普遍性’，而且从私有制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所以他们不是物化了的‘各种关系’，而是获得了进入由各个个人的‘关系行为’形成的‘联合’的可能条件”（［日］细谷昂：《马克思的人类观——围绕南北战争和俄国农奴解放》，《现代社会的人的问题》，家坂和之编，102～103页，学文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