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哲学家们缺乏共同的背景。除了那些相信托马斯主义的人之外，理智上远离托马斯主义，有着一些以某个个人为中心的学派和文学运动，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在这一短短的讲演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问题。因为这样做要预先假定一个共同的背景，而我们并没有这一背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哲学思维的基本要素，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背景。我所指的就是自明的理性的能力，它像山峦一样古老而常新，人们有时会遗忘或轻视它，然而总会重新获得它，但又从来不能使它彻底完成。

自从1901年我作为学生第一次进入海德堡大学，踏进这些教室以来，我一直把理性看作哲学的本质。而在学院内外饱经沧桑50年后的今天，我对哲学的本质的知识仍不完善。

科学是理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明天，我将要谈谈理性本身；后天，再谈谈我们今天理性所面临的斗争。

我打算以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为例，通过分析批判这些众所周知的思想家的学说来表明，科学是全部真正哲学的条件。

马克思把历史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社会历史的演进以无暴力的、平均主义的，然而未开化的、毫无生产技术的原始国家为起点，通过罪恶的劳动分工、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获得了知识和技术的极大发展，这一发展特别表现在引进了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时代。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发展将持续到在新的无暴力因而也无国家的社会里重新建立平等的公社，带来人类技术和生产的新的、空前未有的发展为止。劳动的历史演进是理解整个历史进程的钥匙。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每一新的社会形态和其生产方式的出现变更的，它们是历史地被规定的，有其产生和消亡。

这样来理解历史过程的方法是辩证的，它既是思想的形式，又是历史的形式。所有历史的和社会的国家形式都会因走向它的反面而动摇，直到在和谐自由中达到完善的结合。每个历史阶段都将创造出战胜自己的力量。历史运动产生了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的国家，产生了为国家权力辩护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总有一天会作为永久的获得物而服务于无阶级社会的科学和技术。

马克思试图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现来证实和确认所有这一切。当他以他的有独创性的经济理论去收集事实、收集分类资料并从事著述时，他为这样一个基本信念所鼓舞：最后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带来无阶级社会的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最后过渡即将来临。

以前所有的革命都仅仅意味着一个集团被推翻，权力为另一个集团所夺取，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和剥削状况仍然未变。共产主义革命将改变整个这种情况，并为人的自身带来相应的变化。在这一建立新社会的彻底变化发生后，人将充分发展他的个性和才能。而在现阶段，历史进程仍然是通过劳动分工、通过有害的机械化（它只能为将来完善的技术化所克服）、通过钱、通过对物的纯粹商业态度等使人异化。无产者完全丧失了自己。但只有通过这种完全的丧失，才使其辩证地转化到其对立面，即人的完全复归成为可能。

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革命；这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真正革命必将到来，但它又是靠人自己发动的。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行动相一致。以前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建立在被动审视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却是主动的：它通过思想去行动。根据历史的必然性去行动，需要科学作为基础，而马克思则提供了这一基础。他以如下惊人之语表明了他的目标：哲学家不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真正任务是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这种新的哲学将改变空谈爱好正义和徒劳地反对非正义的状况，人们将脱离无止境的应该的世界而进入真实历史的艰苦磨难中。如果一个人双脚坚实地站在历史的基础上，他就能采取在他的时代是成熟的历史行动，以作为向正义的跨进。但如果他仅仅是空想，不涉足于真实的历史，他就会彻底失败。

因此，马克思原则上否认历史判断有绝对标准。由于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他确信，历史标准是变化的。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

迄今，为寻找完满的幸福，人们一直相信乌托邦式的公平社会，一直在设计田园诗般的和平公社。马克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排除了这类无益的空想，建立了关于真实的历史进程的知识构架。

从古代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以至近代，民众经常试图以有组织的反抗来改善他们的命运。但由于他们认不清真正的条件因素，他们只能毁灭自身，而使他们这一阶段的生活条件更趋于恶化。现在，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效的政治行动是以科学的预见为根据的。

马克思的影响是三重的：科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

（1）作为一位重要的经济理论家，马克思有其自己的地位。他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今天，如果第一次读他的书，仍然是很有启发的。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见解，并对当代事件作出了透视。在经济学探索中，他在建设性和破坏性方面都具有有效的推动力。不论他的被融入人类知识主流的结论，还是他的被批判地拒斥的观点，都表明他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领域。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他成为世界上唯一强大的力量的代表。

（2）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即便在他的纯科学的著作中也表明了他是一位哲学家。他从不对科学本身的细节感兴趣，他要纵观全局。他对所有题目的调查都是为了进一步证实和详尽阐述他关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确定的见解。纵观全局，是他的哲学信仰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哲学信仰综述如下：以前所有的哲学都是观念形态的，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才成为真正的哲学。首先，因为哲学不再仅仅陷于审视世界，而宣称要改造世界；其次，因为哲学现已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两重变化终结了迄今对于哲学的理解。新的哲学甚至抛弃了哲学的名称，把自己称作“唯物主义”，它不是意味着物理化学的唯物主义，而是指承认劳动和生产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并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源泉。这种新的唯物主义不承认有超越的事物。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只是劳动创造的物质世界。随着这个物质世界的被创造，人创造了他自身。人是首要的自足的存在，是他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掩盖现实、麻痹人的能动性的宗教则是隐蔽的、因而使人容易接受的压迫人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一哲学信念相信一元，但不是上帝一元，而是包括科学和行动、科学和哲学的统一的科学的一元。这一统一的科学可以粗略描述如下：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是自然演进到人类社会出现以后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已经归属于人，自然科学本质上是人的科学。人的科学包括作为人类心灵变化的产物的自然科学。至此，历史科学将成为唯一的科学。

马克思最终获得了可靠的、包容一切的科学。在他看来，客观性和公正是虚假的，因为它们破坏了科学的统一性并且主张一种非历史的绝对真理。他要求人们接受这种建立在科学洞察基础上而不同于以前仅仅是以观念为基础的新的信仰。接受这种信仰意味着抛弃客观性，接受历史演进的辩证的真理。

这一新的信仰的结果是使信仰者尽管具有偏见，仍然问心无愧，因为他相信这种偏见本身在历史上是正确的。这种类型的思想交流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性质。这种思想也不具有公正无私的学术风格。因为它不引用与它相反的论据，忽略证明相反观点的事实，而只考虑那些赞同它的观点的事实。这一信仰的倡导者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坚信他们占有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实际上它们不具有科学上的必然性。

与一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成鲜明的对照，每一种真正的现代科学本质上都是特殊的，它导致有说服力的、有条理的客观知识，它不承认普遍的方法，而是通过认真的审视使方法适合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式是一种总体知识，这种总体知识在以往的哲学体系中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马克思的“总体知识”可以看作是重复黑格尔提出的“科学”形式，不过是拿现代内容去填充旧的形式。

这完全是一种典型的排斥怀疑的信仰。马克思相信他掌握了整个知识体系，因而是不可知论与怀疑论的敌人。例如，他批判康德，认为康德是怀疑论者，其哲学反映了“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很明显就在于它的狂热的信仰。它对于所有有违于它的事物，富于批判精神而缺乏交流的能力。

（3）作为科学家与哲学信徒的马克思是同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分不开的。实际上马克思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发挥了信仰影响的作用：他的信仰本身就是政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是信仰的斗士。由于马克思对权力实体不抱幻想，他在行动纲领中明确了现存权力实体的地位。他向来重视行动的实践效力，反对空谈与争论。他需要忠实的追随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他的信仰是正当的，这个政治信仰认为自身能做到以前的政治制度从未能做到的事。当它对历史有了“总体”了解之后，它就可以设计和执行“总体”的计划。

辩证法是一种把一切事物转变为对立面的运动，是在心灵与事物自身发生的运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他又补充道，先前自在地、但实际上是辩证地发生的一切，从此要自觉地发生，从而自由和必然得到了统一。

这一观念产生的结果是，辩证法把一切事件都解释为激变过程，辩证法成了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原因。辩证法期待着通过能动地强化任何特定的历史进程使之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它尽最大的努力摧毁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所谓人的权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仅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部分），那么，就可以期待加速向新的、属于全人类的时代的过渡。毁灭就是创造。如果我带来了毁灭，新的存在就会同时产生。

第二个结果是辩证法成了证明一时愿望的工具。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永恒的理性。一切现实都是历史，历史是运动，运动是辩证的转化。一切信仰辩证法的人都会根据他的知识毫不犹豫地把每种境况推向它的对立面。信徒们可以应付任何境况，采取任何行动，服从任何命令，因为这样做是服从历史的辩证法。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迷信式的信念，它企求科学和技术发明能带来一切。由于在人之上不再存在任何至上之物，于是出现了以人取代上帝的倾向，出现了把历史而不是把神作为最高法庭的倾向。

（余灵灵 徐信华 译）

[1] 选自《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