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二是他们共同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将首先考察后者，我看它比前者更真实，并且更重要。
首先，让我们弄清楚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什么。它是一种具有不同组成部分的理论。在形而上学方面，它是唯物主义的；在方法上，它采用了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的形式，但在很多重要方面又与黑格尔不同。它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而在这种观点中进化的阶段可以用清晰的逻辑术语来表示。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在伦理的意义上，还不如说是在逻辑的意义上，才具有发展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是按照一个有充分智力的人在理论上所预言的进程来进行的，而马克思本人则声称他已经在其主要轮廓上预言了这个进程表，一直到共产主义普遍建立时为止。它的形而上学即唯物主义，就其有关人类事务方面而言，则被解说成为一种学说，即：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法和交换方法。关于这一理论的最清楚的阐述，可以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找到，其中的有关部分在英国则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标题而问世。下面的几段摘录将为我们提供原文：“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2]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一原则的发现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3]
上述的理论就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也叫做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4]
导致政治动**的各种冲突，主要的并不是人类在见解和感情上的精神冲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5]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有很好的叙述。那里面说，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从一个时代的生产实际过程出发的，并且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联系并由其所产生的经济生活方式看作是历史的基础。他们说，这就可以说明市民社会的各个不同阶段及其作为国家的作用。而且，唯物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出发，可以解释诸如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以及它们的发展原因。
以上这些引文也许足以说明这种理论是什么了。但只要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研究，马上就会发现许多问题。在谈到经济学之前，人们不禁要问：首先，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是否正确。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中所包罗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脱离了自成体系的黑格尔主义，是否还能被证明是正确的。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发展方面，这些形而上学的学说同历史的论点究竟有没有任何关联。最后则是对于这一历史论点本身的考察。为了预先申述我所要证明的东西，我要提出：（1）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如此。（2）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接受过来的辩证法因素，使他把历史看作是比实际上更合理的过程，同时使他确信一切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前进的，并使他对于未来有一种必然的感觉，但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3）如果他的形而上学是虚假的，那么他的全部经济发展理论很可能是完全确实的；如果他的形而上学是确实的，那么他的全部经济发展理论很可能是完全虚假的；而且要不是黑格尔的影响，他决不会想到，一个如此纯属经验的问题可以依赖于抽象的形而上学。（4）至于经济史观，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很确实的，而且是对社会学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可是我不能把它看成是全部确实的，也不相信一切伟大的历史变化都应当看成是发展。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来谈这些观点。
一、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他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他从不强调哲学的唯物主义，而只是强调产生社会现象的经济原因。他的哲学见解最明确地（虽然很简短）表述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在这本书里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在这些论题的前几部分所提出的哲学，就是后来通过杜威博士的著作，被称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东西。杜威博士是否觉察到自己被马克思占了先，我不知道；但是就物质的形而上学地位来说，则毋庸置疑他们两人的见解实质上是相同的。鉴于马克思极为重视他的物质理论，更详尽地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也许是值得的。
“物质”的概念在旧式的唯物主义那里是和“感觉”的概念密切联系着的。物质被当作是感觉的原因，而且最初还被当作感觉的对象，至少就视觉和触觉而论是这样。感觉被看作是人处于被动地位、只从外部世界接受印象的那种现象。然而这种把感觉作为被动的概念——工具主义者坚决这样主张——却是一种不真实的抽象，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事物与之相符。试看一个动物接受与另一个动物有关的印象：它的鼻孔张开着，它的耳朵抽搐着，它的眼睛正对着要害之点，它的肌肉紧张起来，在为恰当的运动作准备。所有这些都是行动，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改进印象的信息质量（informative quality），在一定程度上则是要导致与对象有关的新行动。一只猫在看一只老鼠时，决不是纯粹静观式的印象的一个消极接受者。一个纺织工人与一捆棉花，犹如一只猫之与一只老鼠。一捆棉花是一个行动机会，它是某种要被改造的东西。要把它加以改造的那架机器，显而易见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大致说来，看待一切物质都应当同我们很自然地看待机器那样：它具有一种原料，给人以行动的机会，但它加工完成后的形态却是人类的一种产物。
哲学曾经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消极静观的概念，并且认为知识是靠静观而获得的。马克思则坚持认为，我们始终是积极主动的，即使当我们最接近于纯“感觉”的时候：我们决不只是觉察到我们周围的环境，而始终是同时在改变着它。这就必然使旧的知识概念不适用于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我们不能在消极接受一个客体的印象那种意义上来认知客体，我们只能在可以成功地对客体起作用那种意义上来认知客体。这就是为什么对一切真理的检验都是实践。既然我们在作用于客体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它，所以真理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成了某种不断在变化着和发展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的”，因为正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它在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一条前进变化的根本原则。
我认为也许可以怀疑恩格斯究竟是否完全理解马克思关于物质的性质以及关于真理的实用主义特征的观点；无疑地，他认为他自己和马克思是一致的，但是事实上他却更接近于正统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分配给行动的作用，似乎被归结为科学地验证这项传统的工作。他说：“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7]
这里并没有一点马克思的实用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一点关于可感觉的客体大部分只是我们本身活动的产物这一学说的影子。但是这里也没有任何不同意马克思的痕迹。也许是马克思在晚年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看来更有可能的却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一些别的问题上一样，他同时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使用这一个观点还是另一个观点，要看哪一个适合于他的论证的目的。他肯定地认为，某些命题的“正确性”不只是从一种实用主义的意义来说的。当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皇家委员会所报道的那种工业制度的残酷事实时，他肯定认为这类残酷事实是确实发生过的，而不仅仅认为成功的行动（successful action），只要假定其曾经发生过，就会发生。同样，当他预言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他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而决不仅仅因为方便而这样想。所以，他的实用主义必然仅仅是偶尔出现的——实际上是，根据实用主义的理由，在便于为它辩护的时候才出现的。
值得提出的是，列宁不承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任何分歧，却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采取了更接近于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至于我的看法，尽管我并不认为唯物主义能够被证实，我却认为列宁所说的关于唯物主义并没有被现代物理学所否证的说法是正确的。从他那时起，主要是作为对列宁的成功的一种反应，一些可尊敬的物理学家已经离唯物主义越来越远；而他们自己和一般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正是物理学造成了这种趋势。我同意列宁所说的，自从贝克莱那时以来，除了一个例外，实质上再没出现过任何新的论据。说来也奇怪，这一个例外就是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论据，但却完全被列宁所忽略了。如果没有感觉这样的东西，如果物质作为我们被动地感知的某种东西只是一种错觉，如果“真理”是一种实践的而非一种理论的概念，那么旧式的唯物主义，例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就会站不住脚。而且贝克莱的观点也会同样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抽掉了与我们的主动活动有关的那种客体。马克思的工具主义的理论，尽管他称之为唯物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它那种论据在反对唯物主义这一点上，无疑是非常有力的。至于它最终是否有效，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对此我不想表示意见；因为我如果不写一篇完整的哲学论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二、历史中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血肉丰满的东西。如果你从任何局部的概念出发并去思索它，它就会立刻转化为它的反面；它和它的反面就会结合成一个综合，这又会成为另一个类似的运动的出发点，这样下去直到你达到绝对观念为止，你可以对这个绝对观念随意加以思考而不会再发现任何新的矛盾。世界在时间中的历史发展，只不过恰好是这个思想过程的客观化而已。这种观点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是根本的实在；对于马克思则相反，只有物质才是根本的实在。然而他却依然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逻辑的公式发展着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发展就像一局象棋一样地合乎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守象棋的规则，同时却认为棋子是按照物理学的规律在使自己移动的，而无须下棋的人的干预。我在上面所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中，恩格斯说：“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8]这个“必然”就透露了黑格尔关于逻辑统治着世界这一信念的残余。为什么政治冲突的结局就应该总是建立某种更为先进的制度呢？事实上，无数先例的情况并非如此。野蛮人入侵罗马并没有产生更为先进的经济形式，把摩尔人[9]从西班牙驱逐出去，或者是在法国南部消灭了阿尔比教派[10]也同样没有做到这点。在荷马时代之前，迈锡尼文明就已经毁灭了，并且过了许多世纪才又在希腊形成了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些衰颓和倒退的例子，在历史上至少是和发展的例子一样多而且一样重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出现的与此相反的观点，只不过是19世纪的乐观主义罢了。
这是一个既有理论上的又有实践上的重要性的问题。共产主义者总是设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尽管可能暂时是资本主义取得部分的胜利，但到头来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的建立。他们并没有展望另一种同样是十分可能的结局，即可能回到野蛮状态。我们都知道，现代战争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在下一次的世界大战中，大部分居民很有可能实际上将被毒气和细菌所灭绝。在巨大的人口中心和最重要的工业区都被消灭了的一场战争之后，难道可以严肃地设想幸存的居民会有心思去建立科学的共产主义吗？幸存者们将处于目瞪口呆和由迷信引起的残暴状态，大家为了最后一个萝卜或最后一棵饲料菜而争斗，实际情况难道不是肯定会如此吗？马克思经常在大英博物馆从事他的工作，但在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把一辆坦克放在了博物馆外面，大概是要教导知识分子们懂得自己的处境。共产主义是一种高度理智的、高度文明的学说，它固然可以在一场小规模的预备性的战争之后建立起来，就像俄国经历了1914～1918年那种战争之后那样；但是在一次真正严重的战争之后，就很难说了。我恐怕武断的乐观主义必然会被看作是维多利亚时代[11]的遗风。
关于共产主义对辩证法的解释，还有另一个奇怪的论点。大家都知道，黑格尔是以普鲁士国家来结束他对历史的辩证叙述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完美体现。对于普鲁士国家毫无感情的马克思，把这种说法看作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和软弱无力的结论。他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应该是革命的，似乎暗示辩证法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的静止状态。然而我们却没有听说共产主义建立之后还要再发生什么革命。在《哲学的贫困》最后一节中，他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2]
这些社会的进化将是什么样子，或者，没有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的进化将怎样实现，马克思并没有说。的确，根据他的理论，很难看出怎样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根据当前政治的观点外，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革命些。况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既然一切人类的发展都是由阶级冲突所支配的，而且既然在共产主义之下将只有一个阶级，由此可见，就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人类就必然永远都处于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中。这看来是讲不通的；这就提示了，政治事件除去马克思所考虑的那些原因外，必定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三、与形而上学毫不相干
据我看来，那种认为形而上学与实际事务有任何关联的信念，是逻辑上无能的一个证据。人们发现物理学家们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些追随休谟，有些追随贝克莱，有些是传统的基督教徒，有些是唯物主义者，有些则是感觉论者，有些甚至是唯我论者。这对他们的物理学并没有造成什么分歧。对于日食、月食将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一座桥梁稳固性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并没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在物理学里面有着某些真正的知识，一个物理学家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的信念，都必须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知识。如果社会科学确有什么知识的话，情况也同样如此。凡是形而上学对于达到一个结论确实有用时，都是因为那个结论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也就是说因为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可以认为它是正确的。凡是可以知道的东西，都不需要形而上学就可以知道；而凡是需要形而上学来证明的东西，都是不可能证明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书里提出了许多详细的历史论据，那大体上都是十分健全的，但是没有一个历史论据是以任何方式依赖于唯物主义的。就以自由竞争导致了垄断这一事实为例来说吧，这是一件经验的事实，不管一个人的形而上学可能是什么，这个事实的证据都是同样明显的。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通过两种途径出现：一方面是把事物弄得比现实生活更整齐、更干瘪和更精确；另一方面，是赋之以一种关于未来的必然性，而那却是超乎科学态度所能保证的范围之外的。但是，只要他那关于历史发展的学说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的形而上学就是毫不相干的。共产主义是否会变得普及的问题，全然与形而上学无关。也许形而上学在斗争中是有用的：早期伊斯兰教对别人进行征服，多半是一种信仰所促成，即认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信徒直接进入了天堂；同样，共产主义者取得的成就，也可能是由一种信仰所鼓舞。另外，有很多人对下述情况感到厌恶，即他们不得不表示信奉那些没有得到证明的学说，失去这样一些人的支持，应当算作是形而上学所造成的一种损失。
四、历史中的经济因果关系
我大体上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原因是历史上大多数巨大运动的基础，不仅是政治运动，而且也有像宗教、艺术和道德这样一些领域里的运动。不过，这里要做一些重要的保留。首先，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到时间差，例如，基督教兴起于罗马帝国，并在很多方面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的烙印；但是基督教经过许多次的变革而幸存下来了。马克思却把它看作是垂死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13]然而，在马克思自己的国家里，基督教始终是实现马克思思想的最大障碍，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的政治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我认为，人们也许会承认，凡是获得成功的新学说都必定与其当时的经济状况有某些联系，但是，一些旧的学说（o1d doctrines）在没有任何这类重大关系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存在许多个世纪。
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过于肯定的另一个观点是，他不肯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当两大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的时候，一点微小的力量就可以打破这种平衡。即使承认大的势力是由经济原因所产生，但大势力中的哪一方获得胜利，也常常要取决于十分微小的和偶然的事件。人们在阅读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论述时，很难相信列宁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德国政府是否允许列宁回到俄国去，则是十分偶然的事情。如果有关的某位部长碰巧在某天早晨害了消化不良症，当他实际上说“是”的时候，他也许说了“不”；那么我并不认为有理由说，没有列宁，俄国革命也会获得这样的成就。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普鲁士人在瓦尔密战役[14]中碰巧有一位优秀的将军，他们也许已扑灭了法国大革命。再举一个更为异想天开的例子：人们也许会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亨利八世[15]没有和安·鲍林[16]谈恋爱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就不会存在。正是由于这件事，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从而不承认教皇把美洲作为礼物赠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是美国的这个地方，很可能已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一部分了。
这就使我有了另一个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有缺点的。他把经济的冲突看作永远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然而大多数的冲突却是种族或民族之间的。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internationalist），因为它期望保持它对工业的垄断。马克思的看法，正如科布登那样，认为世界正在日益成为大一统的世界（cosmopolitan）。可是俾斯麦却把事情引到了不同的方向，从此以后，工业主义越来越成为民族主义的了。甚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日益采取了民族间的形式。当然，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大一部分确实是经济上的，但是世界以民族来组合，这件事本身主要地却不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
历史中极其重要的另一种原因，是那些可以称作医学的东西。例如，黑死病就是马克思深知其重要性的一件事情，但是黑死病的发生只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毋庸置疑，黑死病不会发生在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居民中。可是，欧洲有许多世纪像是1348年[17]一样贫穷，因此流行病的近因就不可能是贫穷。再拿热带地区的疟疾和黄热病流行这样一个问题以及这些疾病现已可预防这一事实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经济后果的问题，虽则它本身并不具有经济性质。
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马克思以为，当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发现和发明就出现了。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非历史的观点。为什么从阿基米德的时代到列奥纳多[18]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实验科学呢？阿基米德以后的六个世纪里的经济状况是应该使科学工作很容易进行的，然而恰恰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成长，才导致了近代的工业。经济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因果关系，并未被马克思所充分认识。
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依据表明自己恰当。我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
（何兆武 肖巍 张文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