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的公平性

教师人格魅力的灵魂是一个“爱”字。爱事业，爱学生。爱所有的学生：聪明的，抑或是迟钝的；漂亮的，抑或是难看的；家庭富有的，抑或是贫寒的。爱就是一种教育，谁有爱心，谁就把握了教育的真谛。

“教育公平”的理念很早就有了，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倡导“有教无类”。17世纪初，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有句名言：“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今天，走进任何一个课堂，都可以发现“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所有任课老师都喜爱的学生，他们每门课成绩都好，由于多数学校要按成绩排队并以此与教师的业绩和待遇挂钩，这一部分学生往往能够给教师带来“面子”，带来“票子”，所以备受老师所喜爱。“第二世界”是为一部分教师喜爱的学生，他们不是每门课成绩都好，可能有几门课的成绩不太理想，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还有几门课成绩不错，受部分教师喜爱。“第三世界”是所有的任课教师都不喜欢的学生，他们几乎每门课都不好，甚至一整天都不会有教师看他一眼。

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虽然有些道理，但也不是绝对准确。其实，人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两个情况：一是有些孩子早慧，从小就很有气势，先声夺人。但是，这些孩子并不一定一辈子都闪闪发光，有的可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像昙花一样“一现”而已，我们熟悉的成语有“江郎才尽”，还有王安石《伤仲永》笔下的仲永。另一个情况是有的人大器晚成，小的时候非常一般，没有任何过人的地方，但是随关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像大家十分熟悉的爱迪生、爱因斯坦等，就是这样。爱因斯坦4岁才会讲话，上小学时成绩很差，上中学时仍未有大的改观，以致他中学的教导主任给他写下“干什么都一样，反正一事无成”的评语，几乎给他判了“死刑”，但想不到他竟成了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爱心、仁慈集中表现在对“学困生”和“问题学生”的态度上。这一点，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很好的阐述。他说：“要关怀人，就是说对待儿童犹如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儿童学习不好，落后；儿童难于像他的同班学生那样学习；儿童或少年犯了流氓行为——所有这些都是糟糕的事。如果是你的儿子遇到了这种糟糕的事，你会怎么办？不见得会提出开除、减品行分数之类的处理办法。当然理智会提醒父母，这些部分也是需要的，但你首先会提出极端必要的办法去挽救儿子，只用惩罚是不能救人的。”[1]

对成绩差的学生，不能歧视，要认真分析他们的问题之所在，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就像医生细心地研究病人的机体，通过“望、闻、问、切”找出病源，以便“对症下药”进行治疗一样，教师也应当仔细耐心地研究儿童的智力发展、情感发展和道德发展的情况，找出他们学习困难的原因，采取能够照顾个人特点和个别困难的教育措施。

医生是人道主义者。可是如果他竟对病人说：你的病是治不好的，你毫无希望了，你回去该吃吃一点，该玩玩一下。那他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医生吗？这样的医生就连一天也无法在医院里待下去！而在我们教师当中，有些人每天都在让儿童感觉到，有时甚至直接对他明说，他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必须神圣地爱护自己的职业荣誉，高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医生面对各种严重的病人，他也许比我们教师有更多的理由作出悲观的结论，但是他相信科学的巨大力量，相信病人本身的精神力量。教育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在于，对于每一个学习困难的儿童，不管他已经被耽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都应当让他在公民的、劳动的、精神的生活道路上站住脚，使他体验到一种人类最崇高的乐趣——认识的乐趣、智力劳动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不要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够格的人。

在清新的春天，老树也能萌发新绿。

靠近春天，冰雪就会融化。

靠近音乐，生命就会舞蹈。

靠近清泉，心灵就会湿润！

陶行知先生曾提倡，“男教师要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女教师要学**迪生的母亲”。他还说，教师应该谨记，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对任何学生都不轻言放弃！这便是教师的伟大之处。

下面是一位老师讲的故事，颇有些耐人寻味。

发生在1976年初冬的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年，唐山大地震，震得人心不安。徐州城的人都住在用塑料薄膜搭的防震棚内。

初冬，天气已经很冷。突然有一天，过去的两个学生找上门来。一个说他是木工，一个说他会瓦工，要给我搭一个能过冬的防震棚。说干就干，不消两天，一个坚固的防震棚搭好了。这是两个什么学生？都是所谓玩劣学生！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内疚极了。我教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的爱最少，而他们长大之后，给我的爱却最多！

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学生观、教育观。从那时起，我爱的天平开始向所谓差生倾斜。他们更需要老师的爱，就像虚弱的婴儿更需要母亲的精心哺育。十个手指有长短，为什么用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呢？说来也怪，我这么一“倾斜”，这些学生跟我上个一年半载的，语文成绩居然都有所长进！是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爱屋及乌，就喜欢我教的学科？[2]

在今天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中，公平和质量是各国教育共同追求的两大主题。美国布什政府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推出了其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不让一个儿童落后》，从这个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昭示的其教育改革的“消除差距、促进平等”的总目标。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楼里，正面墙上就有一条标语“实现教育质量提高，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在我国，很多学校、很多学者都在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话是不符合科学和事实的，客观地说，人的智商有高有低，人的发展有快有慢。但如果我们都能认同并践行“没有差生，只有差别”的教育理念，也许“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性

建设“绿色校园”（可持续发展校园），开展“绿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既要对学生的今天发展负责，也要对学生的明天、后天发展负责。

现在的教育有些“异化”，越来越不像是如沐春风的教育，越来越像是如坐针毡的训练。“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苦干”加“蛮干”，效果、效益是有了，但效率有多高？真值得我们反思。尤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教育没有了亲和力、感染力和穿透力，直白地说，学生读了12年，不是欲罢不能，而是在高考结束后纷纷“焚书”。

（一）成人与成才的关系

“人”与“才”是两个概念：有的人是“人”，但不是“才”（这是相对而言的，“天生其人必有才”，人或多或少地都有某一方面的才，绝对的“庸人”不多）。相反，有的是“才”但不是人，或者说他简直就不像个“人”，他连“怪才”都谈不上，只能说是一个“鬼才”“知识动物”而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最神圣、最崇高、最光荣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辛勤工作，使一个人有才，使才真正像个人，从而为国家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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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最低标准[3]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曾说过：“我们会成为木匠，会成为钳工，会成为工厂主，但会不会成为一个人还是个问题！”尽管教育可以教授给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但这种看似有无穷力量的单纯的知识教育能否使人成长为有着博大的慈悲心、高尚的道德伦理与精神境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纵观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哪怕是一丝痕迹的“名人”，无论其是流芳千古的“英雄豪杰”，还是遗臭万年的“奸臣贼子”，哪一个没有汲取过知识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既可以让人上升为普度众生的天使，也可以让人堕落成荼毒生灵的魔鬼。

正是基于知识的这种双刃剑性质，不管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的中国古圣先贤，还是奉行“知识就是力量”的西方学者哲人，无不把培养高尚的人性作为教育的最低标准。他们认为，只有当人具备了高尚的人性并将其时刻实践于自己真诚的行动之后，知识才能成为人创造而不是毁灭美好世界的力量。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指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人着想的。如果人不能给人以幸福，那么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

要说中国不重视德育，那真是冤枉。几十年来，我们一方面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但另一方面，这些教育的效果怎么样？客观地说，不容乐观！甚至有学者惊呼，国人的思想道德面貌已经滑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很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但这种教育的效果不理想呢？我们以为，有以下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德育“育”什么？长期以来，德育内容有些“假、大、空”，讲起来**澎湃，听起来热血沸腾，听完后一想根本就做不到，所以三天热情过去，归于平静。要知道，难以付诸行动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当年，墨家之学与儒学同为“显学”，但因为它要求太高，可望不可即，很快就失去了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学生基本的道德品质都还没有到位，当一个人站都站不稳的时候，你向他提出跑的要求，是没有用的。

所以，今天看来，德育内容要回归基础，从最基本的品质抓起。中纪委原副书记李昌同志曾说，在现阶段，应该承认，在不损人的前提下的利己行为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不损人的利己就是一个基本的品质。此外，还有诚实守信、公平正直、勤奋刻苦、遵纪守法、同情宽容、自律反思、团结合作、服务奉献、珍惜生命、关怀他人、学会尊重、勇于负责，等等。

二是德育怎样“育”？我们总以为人是“教”会的，所以日日教、天天灌，其实，人是“教”会的，人又不完全是“教”会的。除了“教”之外，以下几个方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1）自我要“悟”。只有当学生经过了自己的“悟”，将教育者传授的政治思想品德规范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德育才会产生实效。（2）立足要“行”。德是表现在行为上的习惯。思想道德教育要加强实践环节，让学生在一定情境中去增强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在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的实践活动中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3）形式要“活”。教师要懂得如何与学生交流，形式要开放、互动，单纯的“口耳相传”是难有效果的。（4）方式要“隐”。这里讲的“隐”，是指“隐性”，也就是说，思想道德教育不要生硬地说教，而应采用间接、渗透的方式，将其融入管理之中，融入环境之中，融入教学之中，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是德育怎样评价？思想道德教育的评价同一般的学科考核评价不一样，有其特殊性，如果单用卷面考试的办法，就只能造成考试成绩一个个80分、90分，而实际的品德修养并不同步的现象。因此，思想道德教育的评价要综合考虑学生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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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为“社会人”有标准

美国学者提出：

（1）至少有一个同龄的朋友，并且友谊至少维持6个月之久；

（2）在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能够主动帮助别人；

（3）当他做了错事，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后果，但未被人发现的时候，能够主动认错；

（4）别人做了对他不利的事时，能够原谅别人，不指责也不告状；

（5）对朋友或同伴的福利表示关心或者能够分享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如为别人生日、考试优秀、获奖等感到高兴，主动向别人祝贺。

一般来说，在上述5个标准中，6岁以上儿童应至少符合1条；7～12岁的孩子该至少符合2条；13～18岁的孩子至少该符合3条。否则就是社会化不足。社会化不足，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孤家寡人，不善于与人交往。

这个标准不仅对未成年人适用，同样适用于成人。

（二）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当前，我们在处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昨天的知识与明天的事业的矛盾

课程是人类昨天知识的结晶，教材是人类昨天知识的载体。有哪门课程、哪本教材能够反映明天的知识？没有，也不可能有！在社会缓慢发展时期，在人类过着悠闲生活的时候，这个矛盾不甚突出，但在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代，这个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了。

我们的课程、教材、教学内容无法反映明天的知识，但至少要反映一些“今天”的东西，否则教育如何“面向未来”？一些中小学“早读”课，组织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有些学校每天给学生一道共同的家庭作业，那就是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校本课程的形式做好补充“今天”知识的工作。德国一位教育家说得好：“过去以教材为世界，今天以世界为教材。”这不是绕口令，而是教育理念的一个深刻变革。

2.接受知识与探究问题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把学生当作“容器”。今天看来，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所需要的知识，比如，有一部3G手机就足矣。如今的教育更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美国当代知名的教育专家尼尔·普斯特曼说：学生进入学校时像个问号，而离开学校时像个句号，这是学校教育的悲哀。多少年来，我们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有问题了，教得“全都懂了”，而且是符合标准答案的“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其实，按照现代科学教育观，作为结果的知识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发现真理、探求结果的方法才是更重要的。知识本身并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建立科学方法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现代教育观更关心的是怎样使传授知识的过程成为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开发学生智慧的过程。

学会学习比接受知识更重要。

学会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提出问题。不会提问就意味着不会创新，任何创造、创新、发明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就要容忍，甚至鼓励学生提出错误的问题。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

（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当今中小学课堂，从静态结构来讲，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单干”，课堂基本上只有师生间的交往，而无师生间的实质互动；二是“孤独”，学生坐在自己1平方米左右的“私有化小空间”中，他们既是这个小空间的主人，又是这个小空间的奴隶，老师不允许他们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从动态结构来讲，因为升学竞争，学生呈现出你死我活的角逐。成绩好的学生优越感强烈，他们不屑与差生为伍，唯恐沾染到“晦气”似的；成绩差的学生自卑感强烈，他们自感低人一等，不敢跟成绩好的同学“套近乎”，只跟同类学生互相“取暖”，甚至因为在班级中得不到温暖而到“街头小混混”中去寻找同情；中等生则“两头不靠”，班主任忙着“培优转差”，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们，他们经常只能是“自生自灭”。我们多年来倡导的“抓两头带中间”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即便同属一个“层次”的学生，也未必很融洽，比如，成绩好的学生中间，因为升学竞争，我对你保留，你对我封锁，这次月考我排你之前你妒忌，下次月考你超过了我，我耿耿于怀……学生虽然一起同学数年，未必有多深厚的同窗情谊。

何为学校？学校何为？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教育工作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应该说，学校不只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它还应该是他们寻找同伴、共同快乐成长的地方。有研究显示，在父母、同伴、教师三大影响因素中，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年级的升高，同伴对他们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在一项研究中，以20分为满分，考察学校中各种关系的凝聚力，发现师生关系9分，学生与班级的关系11.4分，而同辈人关系为13.7分，得分最高。

“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不断推进孩子们的社会化。其实，社会化是具体的，找到同伴并成为日后踏入社会的同盟者或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教育的本义之一。”[4]相比一些国家实行的“走班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我们的学生基本上被固定在一个行政班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不过是一个四五十人或五六十人的小圈子而已。而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圈子，还被人为地“撕裂”，“老死不相往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情况对三部分学生的社会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百余年前，美国著名作家西顿创办了一种青少年野外学习组织——印第安林学知识小组，在其撰写的《桦树皮手册》修订版中，他提倡“非竞争性质的比赛”。他说，男孩不应把其他伙伴当作敌人，而应与时间、空间、自然力等进行比赛；比赛目的不是压倒别人，而是努力提高自己。

在日本中小学校，学生的各项活动多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评价，他们有意回避对个体业绩作过多的渲染，甚至都不太愿意提及与竞争相关的字眼，而是更多地把合作挂在嘴边。在芬兰，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从本质上来讲，是鼓舞人心的，是支持性的”，评估完全是诊断性的，“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学习结果中，以及整个学校体系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学校和学生能集中精力学习，而没有被互相比较的压力”。[5]今天的社会，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任何一个大的工程、大的项目，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兵团式作战的结果。前些年，人们都在热谈“硬实力”“软实力”，现在看来，有比“硬实力”“软实力”更重要的一个力，那就是“合作力”！

教育不是奥运会，不要非得什么活动都要分出一二三名、冠亚季军，学校各项活动，应更多地采用“达标”的方式，即设置条件和标准，学生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能获得奖励。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与“标准”竞赛，不断地挑战与超越自我，而不是非得在同伴中寻找“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教育过程一旦布满了“速度主义”的雾障，充斥了对“赢”的追逐和对“终点”的迷信，当教育成为“赢者通吃”的时候，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了。

[1]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 于永正：《给马金花的一封信》，载沈志冲主编：《教师修养文萃》，35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 曹保印：《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最低标准》，载《中国教师报》，2003.07.16。

[4] 李希贵：《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载《人民教育》，2011（12）。

[5] 图伊嘉·塔米：《学校和学生不被相互比较》，载《北京教育》，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