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看到您的学术论著中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乾嘉学术编年》，是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还有一本《乾嘉学派研究》也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是否可以谈一谈，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您为何要投入这项研究？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只能粗略地谈一下。最近10多年间，乾嘉学派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若干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地区，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乾隆初叶以后，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

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章太炎先生所著的《訄书》中曾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原因。“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讲的是学术原因。是说经过宋明数百年演进，入清以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枯竭，不可能再有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要继续往前走，就只有寻求其他途径。也就是说，17世纪中叶以后，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多忌”、“愚民”等说法讲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酿成的政治原因。“多忌”指学术界所受到的政治制约而言，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高压，避忌太多，学术失去生机，万马齐喑；“愚民”是就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正是这学术、政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诸儒“治经以纾死”的局面。

我觉得章太炎先生所谈的这两方面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章先生正倡导“革命排满”，对清政权成见很深，所以他没有，或者是不愿意去考虑清中叶以后，迄于乾隆中，中国社会的由乱而治，相对稳定的情况。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论证的不周密，稍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方面既承袭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去观察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社会相对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这样，梁先生便在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于学术、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继章太炎、梁启超二位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可以说鞭辟近里，后来居上。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学说都是领异立新，超迈前贤的，他们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问：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谈。20世纪中叶以后，在钱先生、余先生深入开拓、精进不已的同时，以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著业绩。

侯外庐先生论究乾嘉学派，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侯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当历史演进到17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因而历史的发展遂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侯外庐先生说：“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出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通过对16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那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以此为认识基点，侯先生进而论究18世纪的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见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都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这里侯先生所称的“专门汉学”，就是指乾嘉学派而言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也附诸位先进之骥尾，专心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一方面承受了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更以自己不间寒暑的文献爬梳，经过多年的思考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会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问：您谈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不是可以再具体谈一下乾嘉学派出现的具体原因？

答：好。要说明这个问题，要先从顺、康之际的批判理学思潮谈起。顺、康之际，伴随着理学的衰微，理论思维领域逐渐酝酿起同传统的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尽一致的新思潮。这一思潮发端于明末以来的实学思潮，以朴实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试图据以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清初的这种批判理学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这种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但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上的理论形态，而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法古的倾向，导致了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上朴实考证经史的途径，从而也就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随着清初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发生了变化，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主要的方面，而经世的宗旨则无人响应。这样，经过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儒学并没有超越理学而大步前进，只是经过了一场如梁启超所说的“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到了乾隆中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考证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这就是清代汉学，也就是乾嘉学派。

问：我觉得您所谈的乾嘉学派形成的背景很具有说服力，既承袭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创新见解，侧重于学术发展的视野，令人信服。对于如何把握乾嘉学者的学术主流上您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

答：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基本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色的，就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说的“好博而尊闻”，“综形名，任裁断”，已经隐约道出了乾嘉学派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色。梁启超先生则将章先生的主张加以发挥，称清代学术为考证学。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先生还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以乾嘉为全盛期，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章、梁二位先生，尤其是梁先生对乾嘉学术主流的把握，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可。最近10多年间，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再沿袭章、梁二家之说，试图表彰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想，重评文字狱，进而提出乾嘉时期存在一个新义理学的主张。这样一来，什么是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就成了问题。

问：那么您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呢？

答：对于今日学术界年轻朋友的学术创新精神，我是十分敬重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学术研究就无从推进。然而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去把握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亦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采用习惯的吴皖分派方法，还是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去认识和研究的方法。

在说明我自己的观点以前，我还是要把前辈学者的看法梳理一下。

20世纪20年代以前，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等前辈大师，都是以吴皖分派法来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30年代中，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忽略的地方入手，着意论究惠栋对于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的主张，这样就把研究引向了深入。

20世纪50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的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的思想、学术的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我觉得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问：新时期以来，您继承了侯、杨二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意见，把他们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扬。谈谈您是怎么做的呢？

答：改革开放以后，我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于1992年冬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说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我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同研究所里的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100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乾嘉学术编年》在学术上的特点再具体地介绍一下？

答：《乾嘉学术编年》为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在中国学术史上，编年体史籍虽成书甚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20世纪20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之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为开山之作。《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而摸索向前。

问：您曾经探讨过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后，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总结和衰微的阶段，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

答：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末、嘉庆初，也就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早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四库全书》馆臣程晋芳撰《正学论》，即对风靡朝野的汉学也就是考证学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了当时的学术界“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但宋学遭到贬斥。他说：“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的一生几乎与考据学的兴衰相始终。他同一时主流学派的人物，开始过从甚密，以后渐生龃龉，最后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一位不妥协批评者。章学诚是嘉庆六年病逝的，在他去世前数年，几乎每年都要撰文抨弹一时学风。嘉庆元年，章学诚在给汪辉祖的信中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嘉庆二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送钱大昕，并致书阐发著述宗旨，重申：“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嘉庆五年，章学诚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地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的结论是：“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类似上述诸家的主张很多。足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质疑和否定主盟学坛的考证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的依据，只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很快，但文献准备尚不充分，所以2002年，我在高雄中山大学参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曾提出进一步做好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建议，以与出席会议的学人共勉。我想，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的乾嘉学派研究定然会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贤的局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