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笔者所见文献而论，以学案为论著名，当不早于明代后期。这就是万历间耿定向、刘元卿师弟所著《陆杨学案》和《诸儒学案》。其后，周汝登著《圣学宗传》、孙奇逢著《理学宗传》后先相继，虽不以学案题名，但在学案体史籍演进过程中，皆是承先启后的重要著作。迄于清初，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出，学案这一独特的史籍编纂体裁，遂告臻于定型。

在中国学术史上，《明儒学案》是一部影响久远的名著。全书凡62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代理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阳明学为明代儒学中坚，故《明儒学案》述阳明学及其传衍最详。从卷10《姚江学案》起，至卷36《泰州学案》止，篇幅达26卷，入案学者计98人之多。黄宗羲认为，明代二百数十年之学术，在阳明学兴起之前，大体上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格局。也就是说，是一个朱子学独尊的天下。自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以立教，始开出一条崭新的路径。所以黄宗羲断言：“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1]

黄宗羲为清初阳明学后劲，其为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阳明，乃顺治及康熙初叶主持学术坛坫风会的大师之一。他之所以要著《明儒学案》来表彰阳明学，一方面固然有中国古代学术张大师门的传统影响，另一方面则同明中叶以后学术史的变迁密不可分。

明弘治、正德间，王守仁学说崛起。迄于嘉靖初，王守仁以学建功，阳明学亦随功显，弟子遍布朝野，学人翕然相从，于是在当时的学术舞台上，高高地扬起了阳明学的大旗。王守仁病逝之后，虽因明廷政治斗争的起伏，阳明学一度被诋为“邪说”，但风气既成，也不是任何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得了的。因此，嘉靖九年（1530年），陆九渊得王守仁弟子薛侃表彰，从祀孔庙。以此肇始，自宋末以来晦而不显的陆学，终得起而与朱子学相颉颃。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亦获从祀孔庙之哀荣，宣告阳明学崛起的现实终为明廷所接受。陆王学说崛起，掩朱子学而上风行于世，从而将宋明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代后期，对陆王学术的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确立其儒学正统地位，成为客观的历史需要。耿定向、刘元卿师弟应运而起，相继著《陆杨学案》、《诸儒学案》，据以表彰陆九渊、杨简师弟和王阳明的学说。至万历中叶以后，周汝登《圣学宗传》出，阳明学遂以明学大宗而雄踞儒学正统。迄于明末，社会动**，学随世变，延续数百年的理学，尤其是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学，犹如强弩之末，盛极而衰，渐成有识之士进行历史反思的审视对象。为一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所制约，晚明学术无从摆脱羁绊，超越阳明学而新生。入清，由王返朱的声浪日趋强劲，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潮流滚滚而起，对阳明后学“空谈误国”、“阳儒阴释”的指斥，铺天盖地，席卷朝野。阳明学营垒中人，面临自身学派的深刻危机，作出各式各样的反应，或合会朱王，或推尊王学，顺理成章，势所必然。于是为维护和巩固阳明学的正统地位，孙奇逢、黄宗羲北呼南应，撰为《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至此，学案体史籍终由涓涓细流而汇为大川。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各卷编次虽未尽全然一致，但大体说来，除个别学案之外，各案皆是一个三段式的结构。即卷首冠以总论，继之则是案主传略，随后再接以案主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分行，浑然一体，各家学术风貌洞若观火。此一三段式结构，既汇集宋明以来《伊洛渊源录》、《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诸书之所长，又匠心独运，别辟蹊径，使中国古代学案体史籍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100卷。中经道光间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迄于民国初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纂《清儒学案》208卷，学案体史籍遂由极度成熟而向章节体学术史转化。全氏学案以下的诸多学案体史籍，虽卷帙多寡不一，但就编纂格局而言，则皆在《明儒学案》范围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明儒学案》的里程碑式的创获，在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之中，也就无从挺生学案体史籍这一支新军了。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