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在现存的800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约占四分之一。[1]董理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近一二十年间，于此用力最勤，业绩最富者，亦当推陈鸿森教授。

陈鸿森教授之董理乾嘉学者年谱，所用力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存年谱的订补，二是编纂、重纂名家年谱。前者之代表作为《段玉裁年谱订补》，后者之代表作为《钱大昕年谱别记》、《清儒陈鳣年谱》。由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之全局在胸，因而陈教授的年谱结撰，尤着意于学风递嬗、学术变迁，从而昭示年谱知人论世之学术价值。以下，谨自鸿森先生所订补、重纂之三家年谱中各举一例，试做管窥蠡测。

陈鳣为乾嘉间名儒，博学好古，精于校勘辑佚，尤以表彰郑玄学说，筚路蓝缕，功不可没。鸿森教授撰《清儒陈鳣年谱》，于此殚思竭虑，可谓三致意焉。

辑《孝经》郑玄注，是陈简庄先生表彰郑玄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继卢见曾辑刊《郑司农集》之后，实为承先启后的创辟之举。治乾嘉学术，乃至有清一代学术，皆是不可忽略之节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七年、三十岁条”，于此记云：

冬……辑《孝经郑注》成。十二月一日，自为之叙，略云：“郑康成注《孝经》，见于范书本传，《郑志》目录无之，《中经簿》但称‘郑氏解，而不书其名，或曰是其孙小同所作。……自玄宗取诸说以为己注，而后之学郑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是书来献，议藏秘府，寻复失传。近吾友鲍君以文属汪君翼沧从估舶至彼国购访其书，亦不可得矣。幸陆氏《释文》尚存其略，群籍中间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郑氏周易》例，集成一编，庶以存一家之学”云。（本书）

为表彰陈简庄先生的首倡之功，鸿森教授于上述引文后，详加按语，以伸后海先河之义。陈教授写道：

按：清代辑佚之学最盛，其辑《孝经郑注》者，除先生此书外，另有王谟、臧庸、洪颐煊、袁钧、严可均、孔广林、黄奭、孙季咸、潘仕、曾元弼、王仁俊等诸家辑本。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序》云：“自明皇注出，郑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经、陈仲鱼始裒辑之，严铁桥四录堂本最为完善。”实则先生是书辑成时，臧庸年方十六，而诸家辑本皆刊于嘉庆以后，故辑《孝经郑注》实以先生书为嚆矢。特其时日本冈田挺之辑本及《群书治要》尚未传入中国，故其书不能如严君所辑之富备耳。若先河后海之义，则不可诬也。[2]

辑郑玄《六艺论》，纂《郑康成年纪》，皆为陈简庄先生之创举。鸿森教授于陈氏年谱中，各有如实记录，且详加按语以明首创之功。于仲鱼辑《六艺论》，鸿森教授考证云：

按：郑玄《六艺论》，王谟、臧庸、洪颐煊、袁钧、严可均、孔广林、马国翰、黄奭诸家亦各有辑本。臧本虽托云其高祖臧琳辑、臧庸补，然其书嘉庆六年冬始付刻，固远在先生书出之后矣。袁氏辑本其《序》虽以先生所辑未能尽善，“一书两引者未能归一，又多拦入引书者语，总论与六经之论往往杂出，失于比次，盖创始者难为功也”。袁本即据先生书重为校定，后出转精，理固宜然也。[3]

于陈仲鱼纂《郑康成纪年》，鸿森教授则更有大段考证文字：

按：此书或称“郑君年谱”。清代之纂郑玄年谱者，别有王鸣盛（见《蛾术编》卷五十八）、孙星衍（《高密遗书》本）、沈可培（《昭代丛书》本）、丁晏（《颐志斋丛书》本）、郑珍（见《郑学录》卷二）诸家。另洪颐煊有《郑玄别传注》、胡培翚撰《郑君传考证》、胡元仪有《郑君事绩考》。而先生此编导其先路者。钱大昕《序》云：“经术莫盛于汉，北海郑君，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中，厥功伟矣。而后人未有谱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宁陈君仲鱼始据本传，参以群书，排次事实，系以年月，粲然有条，咸可征信，洵有功于先哲者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郑康成年谱序》）袁钧纂《郑氏遗书》，即取先生是编以附诸后（羊复礼《简庄文钞跋》谓此书已佚亡，误）；阮元亦采先生所考者，以补孙谱刊行之。盖其创始之功终不可没也。[4]

钱大昕为乾嘉间学术大家，博赡通贯，举世无双，尤以精研史学而共推一代大师。乾隆末、嘉庆初，竹汀先生以古稀之年而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此举既系钱先生晚年之一重要学术活动，亦因兹事牵涉一时学术公案，故而纂辑竹汀先生年谱，于此尤当着意。

关于审订《续资治通鉴》事，竹汀先生曾孙庆曾续编《竹汀居士年谱》，系于“嘉庆二年、七十岁”条。据云：

是年，为两湖制军毕公沅校刊《续资治通鉴》。自温公编辑《通鉴》后，宋元两朝，虽有薛氏、王氏之续，而记载疏漏，月日颠倒，又略于辽金之事。近世徐氏重修，虽优于两家，所引书籍，犹病漏略。自四库馆开，海内进献之书，与天府储藏奇秘图籍，《永乐大典》所载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毕公悉钞得之，以为此书参考之助。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覆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5]

竹汀先生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事情脉络并不复杂。然而身为重要当事人的章学诚，既于最初代沅致书钱大昕，嘱为审订，称“邵与桐校订颇勤”[6]；邵晋涵去世，章氏撰《邵与桐别传》，又指毕书初刻非晋涵校，“乃宾客初订之本”[7]。枝节横生，真相紊乱，遂演为一学术公案。陈鸿森教授撰《钱大昕年谱别记》，别具只眼，于此作了精心考证。

于该谱“乾隆五十六年、六十七岁”条，鸿森教授记云：

是年，毕秋帆《宋元编年》二百卷纂成初稿，章实斋代笔与先生书，讨论书名及商榷义例，并录全书副本属为审订。（原注：《章氏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之后，陈先生加有两条按语。其一云：

森按：《宋元编年》即《续资治通鉴》原名。章氏致先生书，力主标名《宋元事鉴》。今题《续通鉴》者，盖先生不以章氏之标新立异为然，仍定今名，以继涑水之书。

其二云：

又按：章氏此信不记撰年，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系于五十七年壬子，并无明据。余考此信既言全书“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邵与桐校订颇勤”。是全书大体已经写定。又言“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今据《瞿木夫自订年谱》乾隆六十年条，载先生为毕氏阅定考正，即于吴门开雕（原注：详本文明年条下），则章氏此书宜系于本年，庶几近之。[8]

正是以《瞿木夫自订年谱》为确证，于是陈鸿森教授记钱大昕乾隆六十年、六十八岁学行云：

是年，为毕秋帆校订《续资治通鉴》，即于吴门开雕。[9]

随后，鸿森教授又于该谱“嘉庆六年、七十四岁”条，全文引竹汀先生致冯鹭庭书，记录钱大昕婉言谢绝为刻竣之《续资治通鉴》撰序事。陈先生指出：“余意此殆先生借词耳。先生似不以其书为尽善，先前因毕氏之托属为审定，故勉应之耳。秋帆既卒，先生即将此稿还诸其家，而未刻之百七十卷，则不复为之校订矣。”[10]至此，有关钱大昕校订《续资治通鉴》事，得陈鸿森教授梳理，遂告始末朗然。

段玉裁亦为乾嘉大儒，尤以注《说文解字》而推巨擘。段先生晚年，学随世变，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业已进入总结阶段。汉宋会通之风初起，虽其势尚微，然唱先声者亦有懋堂先生。讨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此实一甚可注意之现象。陈鸿森教授卓然睿识，在所撰《段玉裁年谱订补》中，于此特为强调。该谱“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鸿森教授自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辑出谱主书札一通，予以全文征引：

恭甫大兄先生执事：伏惟侍奉万安，兴居多吉。今岁三奉手书，见赐《五经异议疏证》、《尚书》、《仪礼》诸经说，一一盥手洛诵，既博且精，无语不确。如执事者，弟当铸金事之。以近日言学者，浅尝剿说，骋骛猎名而已，不求自得于中也。善乎执事之言曰：“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处日蹙，无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忧也。”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申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贵乡如雷翠庭先生，今尚有嗣音否？万舍人乞为致候。江子兰札云，邵武有高澍然亦良，执事主讲，宜与诸生讲求正学气节，以培真才，以翼气运。大著尚当细读，以求请益。弟今年八秩，终日饱食而已，记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当执事之推许。玉裁再拜。

鸿森教授于引述此札后，以一语揭出其间所透露之重要学术消息云：“据此书，略可见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对当时学风之批评。乃近世论乾嘉学术者，颇多忽之不视，今亟宜表出之。”[11]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工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向各位请教，如蒙赐教，不胜感谢。

[1]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首《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2] 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七年、三十岁”条。

[3] 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四十九年、三十二岁”条。

[4] 陈鸿森：《清儒陈鳣年谱》“乾隆五十年、三十三岁”条。

[5] 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庆二年、七十岁”条。

[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

[8] 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乾隆五十九年、六十七岁”条。

[9] 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乾隆六十年、六十八岁”条。

[10] 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嘉庆六年、七十四岁”条。

[11] 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十九年、八十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