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学术，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唯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标点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在这方面，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的各方面专家已经作了大量贡献。譬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潜研堂文集》、《方苞集》、《章学诚遗书》、《抱经堂文集》、《戴震全集》、《校礼堂文集》、《钱大昕全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仪礼正义》、《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尚书今古文注疏》等，无一不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前进。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相关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林庆彰教授主编的《乾嘉经学论著目录》、《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二位教授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先生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皆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借此机会，请允许本人就《清人别集总目》稍事介绍。

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此前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当或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一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埒。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然依据。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20世纪中王重民先生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尔后数十年间，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先生之《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先生之《清诗纪事》，张舜徽先生之《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先生之《清人诗集叙录》等，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借前哲时贤之深厚积累，李灵年、杨忠二位教授集合同志，付以10年艰苦劳作，遂成《清人别集总目》三巨册。该书汇海内外现存清人别集书目、版本、馆藏及作者碑传资料于一堂，以崭新体例而超迈前贤，洵称迄今最为完整系统之清人别集综录。在《清人别集总目》的《前言》中，主编先生绍介全书编纂宗旨云：“《清人别集总目》立足于为进一步的研究服务，本着挖掘清代文献资料的指导思想，一切从有利于研究出发，以使用方便为准则，不受传统书目体例的限制，因而在编纂体例上有所突破。”[1]至于本书之编纂特点，李、杨二位教授则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著录广泛，二是多列版本，三是详注馆藏，四是书传结合，五是便于使用。本人完全赞成主编先生的绍介和归纳，谨举书中一例，试作管中之窥。

凌廷堪为乾嘉间著名学者，该书著录其诗文集及碑传资料云：

校礼堂初稿文不分卷梅边吹笛谱2卷

稿本（上图）

按：有清□巢南跋

校礼堂诗集14卷

道光六年张其锦刻本（北图、日本人文、大阪）

按：北图藏本有清李慈铭批并跋

校礼堂文集36卷

嘉庆十八年张其锦刻本（北图、粤图、人大、山大）

按：北图藏本有清李慈铭批并跋

校礼堂文集36卷诗集14卷

校礼堂全集本，嘉庆十八年刻文集、道光六年刻诗集（丛书综录、旅大、台湾史语、日本人文、京文、东文、广岛）

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第四期·凌次仲先生遗书影印校礼堂全集本（丛书综录、安徽师大、安庆、日本人文）

[附]凌廷堪（1757—1809），字仲子，号次仲，歙县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宁国府教授

事略状 戴大昌撰 校礼堂文集附

传 阮元撰 揅经室二集 4

清史稿 481

清史列传 68

碑传集 13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258

国朝先正事略 36

汉学师承记 7

清儒学案小传 12

文献征存录 8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6

国史文苑传稿 2

清代畴人传 13

清代七百名人传

新世说 4

凌次仲先生年谱 张其锦撰 校礼堂全集本

凌廷堪年谱 陈万鼐撰 台北刊行 中山学术文化集

刊12辑

全身画像 清代学者像传1集

半身木刻像 凌次仲先生年谱卷首[2]

如上所引，该书确实做到了多列版本、详注馆藏、书传结合。集此数长，自然也就实现了“便于使用”的初衷。至于“著录广泛”，更非虚语。全书所录一代诗文，作者近2万家，别集约4万种，碑传资料凡16 000余通，“广泛”二字，名副其实。尤可称道者，则是服务于深入研究的编纂宗旨。李灵年、杨忠二位先生于此说得很好：“此书的问世，尤可为清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一部必备的工具书，为《全清诗》、《全清文》的编纂打下一定的基础。使用者一书在手，既可以从量上大致把握清代诗文别集的概貌，同时也掌握了一把深入研究的钥匙。”[3]

《校礼堂初稿》为凌氏早年文稿之初次结集，时当乾隆六十年，一时前辈硕学卢文弨曾为之撰序。《梅边吹笛谱》为廷堪早年词作，结集于嘉庆五年。二书结集最早，且为稿本，弥足珍贵，自当列于最前。而上图庋藏本之题跋者，或为陈去病先生，研究者有兴趣，当可依文风、书法等作一番考证。想是本书定稿时间的限制，编纂凌廷堪一目的先生，尚未见到王文锦先生整理刊行之《校礼堂文集》，他日再版，补为完璧可矣。该目所附之凌廷堪小传，虽不过寥寥数十言，然皆确有据依，殊非易事。唯其间所涉两处记年，似可作进一步研究。一是凌廷堪生年，究竟当依张其锦辑年谱及廷堪自述定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还是据阮元撰传定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是凌氏成进士之年，《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为乾隆五十八年，而廷堪自述及诸多官私载籍皆作乾隆五十五年，当以何者为准？凡此，有本书所提供的钥匙，深入研究，门径豁然。

[1] 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卷首《前言》第8页。

[2] 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7—1968页。

[3] 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第1卷，卷首《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