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两朝80余年，朴学之风盛行，经史考据，声音训诂，成为一时朝野学术主流。相形之下，此一时期的思想界则甚为沉寂。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眼别具，于一时众多学者之中，独取戴震、章学诚、焦循三家予以表彰。钱先生说：“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里堂继起，能综汇两家之长，自树一帜，信可敬矣。”[1]

钱宾四先生之论戴东原，由考证而入义理，创获甚多。其中，尤以对惠栋、戴震二家关系的考证，并据以将戴学区分为前后二期，卓然睿识，可据可依，最称发前人之所未发。

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就年辈而论，两人相去已27岁，惠栋自属前辈。就为学言，乾隆九年，惠栋著《易汉学》，以复原汉《易》而开一时风气。此时的戴震，尚在字义、音声、算数的求索之中，迄于乾隆十六年，始得补为休宁县学生。因而较之惠栋，戴震无疑应为后学。乾隆二十二年，戴震北游南旋，途经扬州，适逢惠栋作幕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二人遂得结为忘年之交。此后4年，戴震皆客居扬州。钱宾四先生通过惠、戴间这段关系的考证，认为“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钱先生说：“东原于乾隆丁丑（原注：二十二年，东原年35。）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东原论学宗旨，其时盖始变。”[2]

关于戴震学风的转变，钱宾四先生提出的依据主要是三条。第一条是乾隆三十年，戴震为纪念惠栋而撰写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在大段引述戴文之后，钱先生指出：“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原注：三十年，东原年43，见《年谱》。）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次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

第二条是在前文4年之后，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所撰序。钱先生称引此序而阐发道：“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东原卒后，凌廷堪为作《事略状》，谓东原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決非虛语。（原注：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交相推重’。）王鸣盛亦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原注：见洪榜《东原行状》。）谓舍古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3]

第三条是戴震著《原善》，系接受惠栋学术影响而成。戴东原所著《原善》，有一个从3篇到3卷的演进过程。三篇的成文时间，当年段玉裁为戴震做年谱，亦未明确，只是大致定在乾隆十八年到二十八年之间。钱宾四先生通过《原善》三篇同惠栋撰《易微言》的比较，认为：“东原《原善》三篇，则其文颇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响。”因此，钱先生说：“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约在丁丑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4]至于《原善》3卷，钱四先生则取段玉裁记，定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钱先生就此指出：

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东原四十四岁之年，则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决距此不甚远，至迟在癸未，（原注：因是年懋堂已抄誊及之。）至早在丁丑，（原注：遇松崖之年。）先后不出十年也。乙酉东原过苏州，题《松崖授经图》。《原善》扩大成书，即在其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其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5]

戴震逝世前，完成了他一生最为惬意之作《孟子字义疏证》。该书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钱宾四通过对该书成书过程以及遭遇的考证，指出：

惟时人所以推重东原者，则并不在此。东原自癸巳（原注：乾隆三十八年，东原年五十一。）被召入都，充《四库》纂修官，所校官书，（原注：如《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宮》、《仪礼集释》、《大戴礼》、《方言》诸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一类，即东原初入京时所由见知于时贤者，至是而时贤仍以此推东原。所谓汉儒得其度数，宋儒得其义理，并世自以度数推东原，不以义理也。故洪初堂（原注：榜。）撰《东原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笥河见之，曰：“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原注：《汉学师承记·洪传》。）可见当时学者见解矣。[6]

章学诚年少戴震15岁。乾隆四十二年戴震辞世，学诚正当40盛年。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界，如果说戴震以究心经学理义而睥睨一世，那么章学诚则是倡言“六经皆史”，以讲求“史学义例、校雠心法”而独步一时。钱宾四先生之论章学诚，则是从比较戴震、章学诚为学之异同入手，通过剖析《文史通义》精要，表彰章学诚“箴砭经学”救正风气的特立独行之见。钱先生就此指出：“实斋著述最大者，为《文史》、《校雠》两通义，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实斋著《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少。”[7]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曾有一书致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书中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营之法令也。[8]

钱宾四先生的讨论，即从此信开始，先生指出：“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救挽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9]

针对一时经学流弊，章学诚提出了两条积极的救挽之道，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蒂还是史学。学诚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10]又说：“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11]

章学诚竭毕生心力所结撰的《文史通义》，就是贯彻这一学术主张的具体实践。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学诚晚年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12]

然而一如戴东原义理学之不为一时学术界中人所认同，章实斋为之执著追求的“史学义例、校雠心法”，亦成曲高和寡，孤家绝唱。钱宾四先生于此有云：“实斋以讲学反时趋，并世学者至不知其学业是何门路。实斋亦自言，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故钱林（原注：字东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1762—1828年。）《文献征存录》为邵晋涵作传，至称为张学诚，以明经终。是实斋没世未久，即其乡人（原注：钱东生亦浙人。）已不甚知之。（原注：唯《征存录》称，实斋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钰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此语应有受。又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亦误题实斋姓为张。）盖实斋生时，既无灼灼之名，其《文史》、《校雠》两通义，至道光壬辰（原注：十二年。）始得刊行。（原注：据其子华绂跋。）生前文字流传，颇自谨重，其过背时趋者，未必轻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唯焦理堂《读书三十二赞》，《通义》列于十九，所赞大率皆当时朴学，独实斋一书非其类，而题注作章石斋，较之钱东生之误章为张，亦相胜一肩而已。是可征实斋当时声名之暗晦矣。”[13]

同戴震、章学诚相比，焦循是名副其实的晚辈。当戴震谢世之时，焦循尚在童稚之年，而章学诚亦要长他25岁。焦循的时代，经学考据如日中天的盛景业已成为过去，乾嘉学术揭开了批判和总结的篇章。焦循以“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虛”的经学方法论，会通汉宋，学求其是，成为乾嘉经学的杰出总结者之一。

钱宾四先生之论焦循思想，即从焦氏提出的经学方法论入手。嘉庆元年，焦循致书友人刘台拱，针对弥漫朝野的经学考据，阐发己见云：

经学之道，亦因乎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虛，庶几学经之道也。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时，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14]

在引述焦循此信后，钱先生说：“此与东原以义理、考据、辞章分学术为三途者，深浅有殊，而与实斋《文史通义》议论，颇相桴鼓也。里堂之所以深恶于考据者，正为其不能用思以求通。”[15]

嘉庆一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皆已达穷而生变之时代。一方面新的因素在萌芽，另一方面则是旧的习惯顽固地制约着历史的前进。在焦循的思想中，这种沉重的历史局限，也在牢牢地羁绊着他。因此，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设一题，以批评“里堂论学缺点”。钱先生说：“里堂虽力言变通，而里堂成学格局，实仍不脱据守范围。凡其自所创通之见解，必一一纳之《语》、《孟》、《周易》。里堂虽自居于善述，然自今观之，与当时汉学据守诸家，想仍不免五十步之与百步耳。”[16]

至于焦循思想与为学之“不脱据守范围”，钱宾四先生提出三条理由为佐证。第一，“里堂既为《论语通释》，又为《孟子正义》，集中论义理诸篇，亦必以《语》、《孟》话头为标题。言义理决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据守而何？”第二，“其治孔、孟，仍守六籍为经典，虽于《诗》、《礼》诸端，未多发挥，而奇思奥旨，往往寄之治《易》诸书。不知《易》之为书，未必即是孔门之教典也。”第三，“里堂既务为通核，乃不愿为考据著述分途。《论语通释》专言义理，乃早成之书，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别为《论语补疏》，与《易通释》、《孟子正义》诸书，均以发抒义理之言与考据名物训诂者相错杂出，遂使甚深妙义，郁而不扬，掩而未宣。以体例言，显不如东原《原善》、《疏证》别自成书，不与考据文字夹杂之为得矣。”以此三条佐证为根据，钱先生对焦循思想及一时学风作出判断云：“故其先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有理学者，至是乃感义理之与训诂考据，仍不得不分途以两全。（原注：《雕菰楼集》卷7《申戴篇》，述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里堂极辨东原所谓义理，乃其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然要知考据与义理，在东原自身，显属两事，未能并归一体矣。）此则经学权威必以此降落，而学风将变之候也。”[17]

钱宾四先生论乾嘉思想，以戴震、章学诚和焦循为鼎足而立之三大师。钱先生说：“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矣。”[18]从戴震经章学诚到焦循，三位学术大师留下的历史足迹，为我们认识乾嘉时代的思想演进，进而把握一时之学术主流，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依据。诚如钱宾四先生梳理和比较三家之学以后所云：“合观东原、实斋、里堂三人之学，正可以见斯间之消息矣。”[19]

[1] 同上书，第475页。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2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3—324页。

[4] 同上书，第325页。

[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7页。

[6] 同上书，第332页。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80—381页。

[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钱辛楣宫詹书》。

[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81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与汪龙庄书》。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报黄大俞先生》。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与汪龙庄书》。

[1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16—417页。

[14] 焦循：《雕菰楼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1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469页。

[16] 同上书，第475—476页。

[1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476页。

[18] 同上书，第455页。

[19] 同上书，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