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学中人何以一趋训诂考索，而有乾嘉学派之谓？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像梁任公先生同名论著之辟为专题讨论，但真知灼见，则每在字里行间。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之所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尤称创获。

第一，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是一个后先相承的整体。钱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即指出：“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1]循此以进，宾四先生将论学的重点摆在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先生说：

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篙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2]

钱先生高屋建瓴，在上引大段论述中，准确地揭示了从宋学到清学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第二，清代的考证学，渊源乃在明中叶以降诸儒。在讨论清代考证学渊源时，钱宾四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王朝更迭来断限。一方面，钱先生既肯定清初诸儒顾亭林、阎百诗等对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指出：“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见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另一方面，宾四先生又否定了以顾亭林为汉学开山的主张。他说：

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之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3]

惟其如此，所以钱宾四先生认为：“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至于这个“来历”，钱先生则以《四库总目》和乾嘉通儒焦循之所论为据，直溯明中叶以降诸儒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他说：“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又说：“理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钱先生的结论是：“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晚近，按实固无据也。”[4]

第三，把握学术消息不可脫离社会历史环境变迁。钱宾四先生就此指出：

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5]

将学术变迁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是规律，这便是钱宾四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为学方法论。

就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而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具体作了3个方面的梳理。

首先，是对经学考古之风与八股时文关系的论究。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以宋学中人姚鼐、李兆洛之所论为据，指出：“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继之又引王昶为惠栋所撰墓志铭而阐发云：“此亦以乾嘉经学发轫，针对当之时文应举言也。”最后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述而得出结论：“谓乾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6]

其次，是对理学不振缘由的探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辟出专章，通过李绂学术的论究，以觇一时理学盛衰之根源。对于李绂学术之历史地位，钱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在回顾李氏一生浮沉宦海，几度濒于斩首的遭遇之后，钱先生指出：

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減。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剝落，菁华亦渐耗。”又曰：“公有万夫之稟，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原注：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乎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

正是以李穆堂学行的梳理为典型事例，钱宾四先生遂得出一明确之认识，“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实为历史之必然。[7]

最后，是论证清廷的政治高压对学术发展的严重桎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首章，钱宾四先生即提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的主张。对于明清更迭之后，清廷政治高压予学术的恶劣影响，钱先生尤为关注。他就此指出：“康雍以来，清廷益以高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重足叠迹，群趋于乡愿之一途。”[8]该书第11章，在讨论龚自珍及晚清政论之复兴时，钱先生再度指出：“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

由嘉道而反观前此近二百年之清代历史，钱宾四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遂得出“乾嘉经学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的答案。钱先生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9]

[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自序》，第1页。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章《引论》上，第1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45页。

[4] 同上书，第136页。

[5] 同上书，第20页。

[6] 同上书，第141页。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285页。

[8] 同上书，第18—19页。

[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