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义疏证》，多达30余种100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最成体系，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

关于戴震的毕生学术追求，他曾经对其弟子段玉裁讲过这样的话：“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2]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无非戴震为学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则别有所在。至于这一追求之具体目标，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以闻道，而闻道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故训，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3]

戴震的此一为学宗旨，发轫于早年在徽州问学程恂、江永，确立于中年在扬州与惠栋相识之后。从此，他便开始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3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3卷。尔后再集诸书精粹，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凡3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以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

理与气的关系，这是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反复论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时代，理学中人重复前哲论究，陈陈相因，依然如故。就这一论究的终极目的而言，它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戴震不赞成朱子“理先气后”的主张，尤其反对把“理”界定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孟子字义疏证》从对理的集中诠释入手，以朱子学说为排击目标，提出了有力的辩诘。

戴震认为，理字的本义很平实，并非如宋儒所说出自上天的赋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条理。他称引汉儒郑玄、许慎“理，分也”的解释以证成己说，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4]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所谓理就是事物的条理。他进而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戴震的结论是：“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因此，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见为转移的私理，主张在事物中求条理。他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样，戴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理”字本来意义的还原，把理从“得于天”的玄谈召唤到现实的人世。沿着这样的逻辑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题，则已呼之欲出。

事实上，理气之辨的是非，在戴震著《绪言》时即已解決。他在那部书中说得很明白：

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

因此，戴震断言，“理先气后”说，“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抵牾不协”[5]。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孟子字义疏证》出，其论究重点已转移到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试图以此去对宋学进行彻底清算。

天理、人欲关系的辨证，这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的论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虽然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写《原善》时即已萌芽，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主张揭出，则是由《孟子字义疏证》来完成的。

在宋明理学的精致体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学家将传统的纲常伦理本体化，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便是万恶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灭人欲”遂成宋明数百年理学中人标榜的信条。入清以后，经过康熙后期确立朱子学独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时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正人心，救风俗，他与之针锋相对，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论。

如同对理气之辨的探讨一样，在理欲观的论证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训诂字义入手的方法。根据以情释理的一贯思想，他对天理的诠释也丝毫没有离开情。他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说：“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这就是说，谈天理不能与人情对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戴震认为，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显然，这同宋儒所说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样没有如理学家那样视若洪水猛兽，他反复称引《诗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经典中语，以论证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键只是在于节制与否。所以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说，只要能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鸿沟，在戴震的笔下顿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当然应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论便宣告完成。他的结论是：“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戴震进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为祸天下的理论根源。因此他断言：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6]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著《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他既不再肯定程、朱之学“远于老、释而近于孔、孟”[7]；也不再承认“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8]。而是明确指出：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9]

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朱之学的流行，导致《六经》、孔、孟之道的中绝，那么这样一种学说高踞庙堂的局面，自然就不该继续下去了。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评戴学，认为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10]，根据大概就在于此。不过，仅以“夺朱子之席”而概括戴著宗旨，恐怕还可商量。《孟子字义疏证》的批判精神，绝不仅仅在于与朱熹立异，它还表现为对当权者“以理杀人”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抨击。应当说这才是戴震著述的最终落脚之点。《孟子字义疏证》于此有过一段集中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1]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憧憬“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王道”。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性思维，既是严峻社会现实的反映，也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仅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非议，甚至“横肆骂詈”。以进士而事佛学的彭绍升，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12]。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复书驳诘，表明学术旨趣与彭氏“尽异，无毫发之同”。重申正是因为宋儒淆乱《六经》、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13]。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学洪榜为他撰写行状，文中全录答彭绍升书。翰林院编修朱筠见之，竟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14]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学，戴震的生前友好，诸如钱大昕、王昶等，为他撰写的纪念文字，也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学术价值不置一词。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但却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15]，回避作具体的评价。就连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对《疏证》精义也若明若暗，当他著《戴东原先生年谱》时，竟然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误植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的遭遇，以及一时学术界的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叶汉学发皇。他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何况训诂之与义理，规律各异，不可取代。戴震所示范的训诂方法，并非探讨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加以清廷文化专制的沉重制约，要企求知识界改弦易辙，实在是不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因此，在戴震生前，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罕有共鸣。他逝世之后，其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唯独其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直到嘉庆间焦循脱颖而出，以《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加以表彰，并称引其说于所著《孟子正义》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16]。不过，此时与戴震辞世相去近40年，时移势易，学风将变，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1] 《戴震全书》之35《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10札。

[2]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戴震集》卷首。

[3] 戴震：《东原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5] 戴震：《绪言》卷上。

[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7] 戴震：《孟子私淑录》卷下。

[8] 戴震：《绪言》卷下。

[9]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0]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1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2] 彭绍升：《二林居集》卷3《与戴东原书》。

[13] 戴震：《东原文集》卷8《答彭进士允初书》。

[14]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6《洪榜》。

[15]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5《东原先生事略状》。

[16] 焦循：《雕菰楼集》卷7《申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