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苏苏州以富庶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和久远而深厚的文化积累，成为包孕吴越的人文渊薮。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即肇端于此。

当明末季，中国社会步入一个大动**的历史时期。入清之初，经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吾国学术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准的制约，决定了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产生比宋明理学思维水准更高的学术形态。因此，一时学林中人反思宋明学术，歧路彷徨，无所适从，既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于是摆落宋明，回归两汉，从而导致兴复古学风气在江苏苏州的发轫。20世纪30年代，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过可信可据的追根溯源。[1]根据钱先生所揭示之历史真相，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理学中人“性与天道”的论究异趣，在晚明的学术界，已经出现“通经学古”[2]的古学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苏州学者归有光开其端，至天启、崇祯间常熟钱谦益崛起，兴复古学，呼声不绝。钱谦益有云：“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3]一如归有光之倡导古学，钱谦益进而明确提出“以汉人为宗主”的治学主张，他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4]

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晚明苏州地区学者的经学倡导和兴复“古学”的努力，表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入清，儒林中人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进，通过重振经学而去兴复古学，遂有苏州大儒顾炎武及其训诂治经方法论登上历史舞台。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的时代，理气心性的论究，在为学方法论上，赋予学术界以义理思辨的好尚。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轻视训诂声音之学，古音学若断若续，不绝如缕。积习既成，以叶韵而强古就今，乃至率臆改经而不顾。有鉴于此，顾炎武认为，治经学而不讲音韵文字，则无以入门。于是在致友人李因笃的论学书札中，力矫积弊，重倡古学，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5]的训诂治经方法论。同新的为学方法论的提出相一致，顾炎武倡导融理学于经学之中，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用他的话来讲，就叫做“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6]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渊源两汉，澄清源流。顾炎武就此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7]

顾炎武复兴古学的努力，登高一呼，回声四起，率先在苏州激起共鸣。吴江经师朱鹤龄与顾炎武唱为同调，认为：“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8]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学者费密，亦力倡“专守古经”，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从实志道。”[9]关中大儒李颙更遥相呼应，重申：“其实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10]尤可注意者，一时南北学人之主张，通过儒臣讲论已进入庙堂。据《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初八日，“讲官牛钮、陈廷敬进讲《尚书》……二臣奏，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上曰然”[11]。由此可以窥知，学人重倡经学之努力，已得清廷认可。

入清以后，由于诸多方面因素构成之历史合力所作用，苏州诸儒兴复古学的努力，尤其是顾炎武提出的训诂治经方法论，潜移默化，不胫而走。至乾隆一朝，迄于嘉庆、道光间，由识字审音入手，通过古字、古言的考据训诂，进而把握典章制度大要，准确诠释儒家经典，遂成数十年间主流学派共同恪守的学术矩矱。

[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37—139页。

[2] 归有光：《归震川先生全集》卷7《山舍示学者》。

[3] 钱谦益：《初学集》卷79《答唐汝谔论文书》。

[4] 钱谦益：《初学集》卷79《与卓去病论经学书》。

[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

[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周籀书书》。

[8]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7《毛诗稽古篇序》。

[9] 费密：《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

[10] 李颙：《二曲集》卷14《周至答问》。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