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长江流域后，国民党实行“清党”，“分共”，屠杀共产党人。在北方，奉系军阀作困兽之斗，反共反赤，控制言论，摧残自由。钱玄同参与编辑并为主要撰稿人的《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到了封禁”。[1]钱玄同对此深表忧虑。在1928年4月6日致胡适的信中，钱玄同表达了这一忧虑心情：“‘言论自由’这四个字，究竟能否不‘带住’（当作‘打住’——原注），此则非下愚所能知者矣。”[2]不幸的是，钱玄同的忧虑变成了现实。这种现实不是来自北洋军阀，而是来自取代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之后，实行一党专制，舆论一律，党化教育，使晚清以来众声喧哗、思想多样的局面不复存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启蒙、理性、宽容等信念一概碰壁。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面临新的选择，或者是早早躲入“十字街头的塔”，或者是抗争之后，而不得不“抛却人权说王权”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陷入了低潮。钱玄同也由一个五四时期的“慷慨激昂”不断“呐喊”的启蒙思想家逐渐变为一个书斋中宁静的学者了。

不过，晚年的钱玄同始终坚持自由主义。他主张思想自由，教育价值中立。他反感在大学中做纪念周，托词拒绝参加。这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30年3月3日记道：“今日上午十一十二时本是师大功课，而今日十时忽然要做总理纪念周，且有李湘宸其人来演讲，因而不问十一——十二有没有（课），便不去了。”[3]1930年3月17日记道：“师大忽定出规矩来，各系主任轮流做纪念周，今日轮到我，我只好装病了。”[4]同样，钱玄同也不赞成在大学中各系都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在钱玄同执教的国文系，有人要求开设唯物史观课，致函钱玄同。钱玄同拒绝开设，他的理由是“历史系已有了，岂《圣经》须各处宣传，如道旁之赠马太福音者乎？”。[5]事实上，如同反对在大学中做纪念周但不反对孙中山的思想一样，钱玄同虽反对在大学中到处宣传唯物史观，却欢迎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研究历史，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于中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上古历史的郭沫若及其作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极为欣赏，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近来每于晚间卧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超卓，治甲、金文字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重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6]可见，钱玄同不满思想专制、舆论一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张毫无二致，只是在新的情况下，那积极的战斗变为消极的反抗了。当然，钱玄同有时也有公开的抗议，针对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强思想控制的做法，钱玄同在师大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批判思想统一之荒谬，认为是嬴政、刘彻、朱棣、爱新觉罗·弘历四个老鬼的魂又出现了。[7]把当时的思想专制政策与历史上四个专制帝王相提并论，可见钱玄同对之的愤恨程度。

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钱玄同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在1931日记中写道：“与两儿畅谈。对于国家事，我以为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某产，不可听命于莫斯科。”[8]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救国浪潮，北京大学学生也举行各种抗日救国活动，钱玄同在1931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北大开大会，打破了头，盖二十八作祟也。”1932年，北大世界语会恢复活动，于1月17日开会，邀请钱玄同参加，钱玄同认为“系ㄙㄧㄆㄧ（即共产党——引者注）份子所主动，托词不去”。[9]反对暴力革命，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普遍信念，但九一八事变后，从民族主义出发，钱玄同更加反对当时的一些“左”的宣传和做法。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亲日、亲俄皆卖国贼。”[10]作为一个自晚清就为民族独立、汉族光复而斗争的钱玄同，一生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一二·九运动当天，钱玄同就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北平学生大游行，至何应钦处请愿，反对自治云云，大散传单，其中有‘中苏联合’及反对‘白艮（银）国有’之文，揆诸爱国抗外之义，殆矛盾矣。”[11]

钱玄同晚年基本是过着一个书斋中的学者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改造社会的精神也远不及五四时期。钱玄同在1935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准风月谈》是鲁迅1934年所编的1933年6月以后的杂文，“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12]五四时期钱玄同曾以激烈地批评社会而著名，而此时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胡适等一样，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曾主张改革中国的丧礼，“中国的什么丧礼，也和拖辫子、缠小脚……一般，实非大大地革命一次不可”。[13]而30年代后，钱玄同却从这一立场上退下来了。钱玄同在1931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一个旧式丧礼的情况，“为张稚亭（孔德法文教员）之父母点主。徐点，钱、马襄，李赞，唱了如此一场戏，虽交涉办到不向我们叩首，而改为鞠躬，然此等腐化事实过于阴历万倍，必当打倒者，我竟敷衍之，我真老朽昏庸矣哉”。

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而退居为一个宁静的学者，钱玄同晚年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尴尬，钱玄同虽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但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这样就使他在现实中寻找不到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得不生活在专制的**威下，躲进书斋了。钱玄同的思想的变迁也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

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中国东北。9月19日，钱玄同通过阅报得知日本侵略沈阳，大肆焚掠，中国军队没有进行抵抗的消息。[14]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任教的北大和师大都举行了抗议日本侵略的活动，钱玄同在日记中对此也有所记载。[15]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血战一个多月，但在国民党“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指导下，最终不得不从上海撤退。钱玄同得知后，在日记中写道：“忽得噩耗，谓沪十九路军总退却。”[16]将撤退消息比作噩耗，痛心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北平爱国人士亦“为沪事将电政府，责以不可因保全实力而不战而和”，钱玄同列名其中。[17]国难当头，钱玄同“心乱如麻，烦闷不堪”，他不能从现实中找到力量，只好从历史中寻求寄托。1932年3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明遗民”一条，（1）黄（1610－1682明万历三十八，庚戌，康熙三十九乙亥）86岁。（2）顾（1613－1682明万历四十一癸丑，康二十一永历卅六，壬戌）70岁。（3）王（1619－1692明万历四十七己未－康三十一壬申）74岁。[18]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明亡之后，隐而不出，保全民族气节，钱玄同录下此条，寄意可知。钱玄同后来叙述自己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因二十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无睹，虽辽宁之‘九一八’与上海之‘一二八’，尚不足以刺激我顽钝之神经。”[19]

1933年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给钱玄同以更大的震动和刺激。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突袭山海关。3日，山海关和临榆县城失守。2月21日，日军侵犯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进抵长城一线，北平紧张。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钱玄同，在他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33年1月3日日记：“今日看天津报，知1日晚日本兵在榆关开火，恐北平不能久居矣！”3月5日日记：“在会中见报，知汤玉麟昨日逃，承德遂陷落，计日人攻热以来，不战而叛而降或逃。噫！”3月14日日记：“古北口又失守了！”3月15日日记：“塘沽日兵已上岸！”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钱玄同妻、子不得不南下避难。钱玄同感到“几致家破人亡”。[20]他认为“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21]为此，他一度谢绝饮宴。他认为“此时之平，恐已是崇祯十七年之正月，将我二十年前排满心理又勾上来了”。[22]但钱玄同并不主张立即抗战，而赞成暂时的妥协，“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尤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钱玄同认为这是“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他赞成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塘沽协定》，“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23]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不主张抗战并不是站在“安内攘外”的立场上，钱玄同反对的是“自己安坐唱高调，而以为民众应该死”的空谈，应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钱玄同同情人民，但他只是看到了民众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民众中蕴涵的巨大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局限。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把主张抗日完全视为“清流之高调”也是不准确的。

钱玄同虽然不主张立即进行抗战，但对抗战牺牲的将士却极表钦佩，他与胡适合作，书写大青山抗日纪念碑。在国难之时，钱玄同主张教育民众，“乃自本年献岁**，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亡，出不知其所往”。钱玄同深感国难深重，他认为自己“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遵刘氏之教，努力于国语之三要义，这是我分内应做之事，而在民众教育方面，厉行注音符号之普及，亦国语中之一义，在今日实为治标中唯一切要之事”。[24]钱玄同将反日思想融进语言学教学之中。在1932年秋开设的《说文》研究课上，钱玄同由讲夏字涉及华夏、中华而讲到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四词，认为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而制造出来，不赞成使用这四个词。[25]1935年9月17日，钱玄同为师大出版的《教育与文化》之“九一八”号题郑所南诗（《心史·中兴集》“二砺”之一）。诗云：“愁里高歌梁父吟，尤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嚙空林。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26]爱国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钱玄同晚年身体多病。从1929年起，他就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病症。受日本侵略华的刺激，身体更加不好，他在给章太炎的信中有“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的话[27]，在日记中也有“时势阽危，心绪不宁”的记录。[28]1935年11月18日，他阅报得知成立华北自治防共委员会将要成立，认为此为分裂国家之“变相之独立也”。[29]1935年11月25日，钱玄同“阅《晨报》知殷汝耕昨夜叛，平东、平西皆陷。师大送来签名，遂签之。看《晚报》知今晨天津便衣队动，心绪不宁，不能做事。”[30]11月2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谈国事，令我惨然不乐。”12月26日，钱三强参加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游行活动，钱玄同表示赞许。[31]1936年钱玄同与北平文化界人士七十人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七条抗日救国要求。[32]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钱玄同在日记中记下“阅报知国军昨克百灵庙，伪满与蒙匪军大溃”一条。[33]西安事变后，钱玄同在日记中记下“蒋介石于二十五日出险”一条[34]，赞成国内和平，主张抗日之心情清晰可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钱玄同因病未能随师大西迁。钱玄同自7月19日到9月1日长时间停止记日记。他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又是四十来天没有写日记了，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同例也（以后也还是如此）。”[35]按《春秋》桓公四年、七年皆无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春秋》无冬时，三《传》皆无解释。今文家何休认为桓四年“天子不能诛桓公，反下聘之，桓七年春‘焚咸丘’以火攻人君，故各贬去二时。定十四年孔子去，故去冬贬之”。钱玄同自幼喜好今文，此时在日本侵略的**威下，以春秋笔法，表达他对日本侵华的愤怒。留平期间，钱玄同闭门读书，拒绝伪聘，他常间接寄语挚友黎锦熙，“钱玄同决不汙伪命（他的常谈，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找得事情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36]1937年11月1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余之名号今后定为名夏，字季，号玄同、疑古饼斋……室名急就庼，其他均不用”。[37]钱夏，是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明种姓为己任所用的名字，“此时恢复表示是‘夏’而非‘夷’，不作顺民的意思”。[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