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化运动**之后，钱玄同放弃了“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的偏激态度，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说扔下毛厕吧，说束之高阁吧，这自然都是指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书扔下毛厕或束之高阁。”[40]他赞同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开始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从思想渊源上看，主要来源于清中叶后复兴的今文经学，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历史上其他疑古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有崇故信古的习惯，但也有疑古辨伪的传统。从汉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刘知己、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朱熹到明、清两代的胡应麟、崔述、姚际恒、阎若璩，这一传统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并连续不断。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就极其欣赏刘知己的疑古思想。[41]在整理国故过程中，钱玄同积极主张继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伪成果。在这方面，钱玄同有许多论述，他说，“不但对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如司马迁、如王充、如刘知己、如顾炎武、如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见识”。[42]研究国学“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43]，“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44]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上疑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钱玄同在继承历史上的疑古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超越历史上的疑古思想。他认识到历史上的疑古辨伪有许多不足，“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与《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45]钱玄同认为产生局限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疑古动机，“彼（崔述）对于经信为确实事实，且动辄用主观的尊圣观念评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两千年来学者皆然”。[46]“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之经学老儒，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他们辨伪的动机和咱们是绝对不同的。”[47]钱玄同主张的疑古主要是从学术出发，他对友人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的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是完全为求真相。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作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疑，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作的，不是张三作的，如此而已。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就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决不可一概抹杀。譬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48]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49]可以说，历史上的疑古之思是为崇经尊圣而发，而五四后的疑古则是去掉崇圣尊经之见，以求真为目的，为学术之探讨。这样，五四时期的疑古辨伪就超越了历史上的疑古辨伪，而具有了新的意义。钱玄同进而认为，“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周礼》中许也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50]“假书也是一种史料。”[51]这是一种辩证的看法和历史的观念。反过来，钱玄同提出：“一切真书尽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渺难稽的传说，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谓‘托古改制’；有的是为了古籍无徴，凭臆推测。咱们不能因其为真书就来一味的相信它。”[52]
钱玄同把疑古视为重新建立上古信史的第一步。自清末以来，经孙诒让、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努力工作，甲骨文研究已成为研究上古历史、文字、制度的新兴学科。钱玄同对甲骨文研究积极肯定，他提出将疑古思想与甲骨文、金文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应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以推倒汉人之伪古字、古史、古制，不应该用汉儒之伪文、史、制来淆乱甲金之真字、史、制也。宋人不足道，阮以来至孙皆淆也。吴大澂、刘心源稍好，王尤好，但仍未彻底。”[53]钱玄同认为不彻底的地方是“他们还有两种毛病（1）好引汉以前的假书以证真古文（孙诒让专用《周礼》附会，尤谬），（2）总不能抛开《说文》，所以常常要引许慎种种支离之说”。钱玄同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54]可见，在疑古运动开始之际，钱玄同就不以疑古为单一目的，而是要为中国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1923年1月21日，钱玄同在阅读了胡适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后，做了如下的摘录。胡适说：“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55]可以说，钱玄同的主张和胡适的主张是一致的。
二
在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影响一代历史研究，而钱玄同则是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把经作为怀疑的重点，是因钱玄同认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56]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故‘《管子》、《列子》是伪书’，‘《庄子》底《外篇》和《杂篇》非庄子所作’……这类话，除清朝这班好读伪书的经师外，皆不以为是说不得的。若群经则不然。阎百诗、惠定宇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书》；然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至今痛诋之者还是很多；因为推倒‘群经’他们总认为是‘宜正两观之诛’也。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57]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逸出九流，其经典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中间虽有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质有所怀疑，但都没有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钱玄同认为，从历史上看，“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58]颜元是对儒家学说破坏最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根本反对读书，但却主张学习儒家的六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但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59]崔述虽要考信，但也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60]对经的迷信，束缚了思想家进一步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的脚步。
把经作为重点，对钱玄同来说，也有许多现实的考虑。钱玄同是一个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说“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上，于学说上皆有损害也”。[61]改变信仰，推翻偶像，与卫道相反，“是决心要对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幌’，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62]在这里，疑古的意义显然又不局限于学术。
自清末以来，随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儒家思想神圣和权威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冲击。古史辨伪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批判，可以说是把儒家思想拉下神坛的最后一击，而把打击目标指向“经”的关键人物就是钱玄同。钱玄同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近代经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有极大的关系。钱玄同曾师承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并经过崔适接受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钱玄同从章太炎那里学习到“只把经典当作古书看，不把彼当作甚么圣经看”的评判精神而不是盲目崇拜的治经态度[63]，同时他又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对古文经的大胆怀疑思想，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字千金之伟著”。[64]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全面怀疑古文经典，提出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虽仍尊孔，但客观上却打击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儒家经典的信史价值却从此开始崩溃；而作为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主张六经皆史，经的神圣地位同样受到损坏。但康有为以变法维新为目的，专宗今文，而章太炎以革命保种为目标，笃信古文，都没有做到对经学的最后清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笃信今文的钱玄同“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65]免除是丹非素入主出奴之见，跳出经学家法的束缚，钱玄同开始超越康、章对经学的批判。
对于历史上的今古文经学，钱玄同认为，“汉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简直差得很远。汉代的只会造假书，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归之孔子，古文家刘歆造《周礼》，归之周公。于是把历史完全捣乱。这是遮满青天的云雾。清代的是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古文家的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清代的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此其蔽也。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的披露了。”[66]钱玄同反对古文经学，但他却不否定古文经学的考证方法，汲取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却又力排今文经学的狂妄的流弊，并吸收了刘知几、章学诚的经学观点。他说：“东汉之古文家，对于五经的观念实比西汉的今文家要正确，而且能够渐渐找出条例来。西汉的今文家把几部文学和历史看得稀奇古怪，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也，东汉的古文家则渐渐能以古史视之矣。东汉以后有两位史学大家，一为唐之刘知几，一为清之章学诚，他俩对于经的观念更为正确（虽然章氏‘六经皆史’之说尚有谬误）。章太炎师以古文家自命，他讲经虽不能斩尽葛藤，然实贤于夸大之今文家，如康有为、夏曾佑等。古文家言诗之表示法为赋、比、兴三体，言古代识字法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法，这本是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实为今文家所未梦见者。”[67]钱玄同充分认识到今古文的长处和短处，成绩和不足，但钱玄同在疑古辨伪运动中，着重点在破，钱玄同用破的思想鼓励顾颉刚，“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顾颉刚当时感到这是“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办法”。[68]应当承认，这种一起撕破的办法，并不科学，也失之偏激，但在当时却是打开经学研究新境界的手段。钱玄同的思想，在疑古辨伪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说：“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69]胡适对此评价道：“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70]钱玄同逝世后，柳存人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中写道：“钱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71]
三
那么，钱玄同对于“经”提出了哪些观点呢？第一，推翻六经之说。第二，对六经作具体的分析。第三，把六经与孔子分家。
新文化运动后期，钱玄同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思考。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近年总想推翻“六经之说”，将五部书分入各类如左：《易》（以彖辞为主）——孔丘哲学。《书》——历史。《诗》——文学。《礼》——历史（？）。《春秋》——历史。若说这五部书的内容则是这样的：《易》——卦、卦辞、爻辞。不知何人所作，实为占卜之用，和奕棋经、牙牌数等一样，没有什么道理。《彖传》、《象传》系孔子所作，借卦象以寄其宇宙论、政治论、伦理观、人生观之学说，故为孔丘之哲学书。《系辞传》以下当以欧阳修所论为最得，是杂凑许多学《易》者的笔记所成者，故冗复和冲突处均甚多。《书》——不编年之断烂朝报，与孔丘无关。《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殆周秦间人所伪造，全无史料价值（其他或尚有伪篇，亦未可知）。《诗》——最古的一部诗的总集。孔丘曾见之，或者他曾收罗而编定，也未可知（因《论语》中有“《雅》、《颂》各得其所”之说），但他所见只有此三百余篇，删诗之说决不足信。这些诗，大约是前九世纪至前七世纪这三百年中的作品，决不会再早。《礼》所谓《仪礼》是也。此书固非周公所作，也不是什么孔丘托古改制的改作，实是周秦之间或汉人所杂抄。袁枚、牟庭相、崔述所言最有特识。其书价值当与《书仪》、《家礼》相等。《春秋》——此指一万八千之经而言，编年之断烂朝报也，与孔丘决不相干。所谓“孔子作《春秋》”者，是孟轲的鬼话，全不足信。《尚书》、《春秋》二书，在历史作品方面没有丝毫价值可言，远不能比《国语》（包《左传》）、《史记》诸书。若论史料价值，《尚书》还远比不上毛公鼎，齐侯□（鎛？）等物，因文字传习必无错误也。勉强说也不过和彼等相等而已。《春秋》则与《竹书纪年》相等。
1923年2月22日，钱玄同致书顾颉刚，正式提出对诗经的看法。钱玄同认为：“（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圣经这样的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二）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曾未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三）将毛学究、郑呆子底文理不通处举出几条，‘昭示来兹’。”[72]把《诗经》视为古代的一部诗歌集，完全否定了《诗经》的神圣性质。
1923年5月25日，钱玄同致信顾颉刚，高度称赞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是“精当绝伦”，但该文的重点是全面阐述钱玄同自己关于经的观点。钱玄同认为：第一，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第二，《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书（《乐经》本无此书）。第三，把各不相干的五部书配成一部而名为“六经”的缘故，是因为《论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及孟子有“孔子作《春秋》”的话。第四，六经配成的时间当在战国之末。第五，自从六经名称成立，后人总是六者并举并且比附“五常”、“五行”等。第六，关于六经的具体情况，钱玄同认为《诗》是最古的诗歌总集，辑集时代在孔子之前。《书》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礼》中，十分之九是汉儒所作的。《乐》本无经。《易》是原始的易卦，是**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是两性的**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他来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作上许多《卦辞》、《爻辞》，孔子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关于《春秋》，钱玄同赞同王安石提出的“断烂朝报”和梁启超说的“流水账簿”的评语，否定《孟子》、《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解诂》关于《春秋》中蕴涵的“微言大义”的说法。《左传》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73]
六经的性质及其是否为孔子所作，是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古文学家，从史学出发，一向认为六经是周公政典，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不过将前代的史料重加删订，以传授后人而已，把孔子看成史学家。今文家则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经书中固然有前代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赋予的“微言大义”，把孔子看成政治家。在此，钱玄同一方面汲取古代、近代对六经研究的成果[74]，一方面用现代学术分科理论进行分析，另辟蹊径，提出六经是六种不同性质的书籍，“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的观点[75]，彻底否定了六经为孔子所作和孔子删订六经的今古两家的说法，打破了历史上经今、古文学关于经的一切旧说，发出许多新见，为经学研究开辟一新境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76]
这一学术上的创见也有思想史上的价值。因为无论是孔子所作，还是周公政典，两千年来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将六经（五经）与历史上所谓的圣人分开，视之为不同学科的书籍，对于剥下经书的神圣外衣，推倒偶像崇拜，解放思想，意义更为重大。
四
任何学术，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存在。在近代中国，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疑古既是历史上疑古思想的继承发展，但作为一场学术思潮，也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精神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必然带有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即强烈的反传统的色彩。疑古学派“非圣无法”、“荒经篾古”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思想史上有进步意义，但却又势必影响到疑古辨伪的学术性，在疑古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疑古过勇的倾向。因为以打倒孔教为出发点和以尊孔卫道为出发点一样，都有可能违背学术上的求是宗旨。这是古史辨伪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这种问题在钱玄同身上也有体现。
1923年2月9日，钱玄同在致顾颉刚的《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中提出：“不把六经和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至于分家的原因，钱玄同认为是“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底大学者底言论。乃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七八糟的什么‘经’也者硬算是孔二先生底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什么‘三统’咧，什么‘四始’咧……强说是他老先生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77]钱玄同这一段话，有其合理的地方，孔子思想在后世演化中，逐渐加入不同时代儒者的解释，有非孔子学说真相的成分。钱玄同就认为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三次增加，真相益晦，（一）汉（妖灾、微言大义），（二）宋（专制、奴隶的道德），（三）晚清（新今文家，欧化）。”[78]因此，钱玄同主张“孔子之真，只合求之于《论语》，前人将孔前之尧、周，孔后之汉宋儒学皆归于孔，非也”。[79]用科学方法对孔子学说加以梳理，还孔子以本来面目，给予科学的解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为打倒孔教而去分离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则容易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这里，结合《春秋》一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辞。但专记孔子言行的《论语》没有一言言及于孔子作《春秋》，实不免启后人以可疑之点。首言孔子作春秋的，当推孟子。《孟子·滕文公》篇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离娄》篇下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后对这一思想加以发挥的当首推《史记》。《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贬损之意，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意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然《春秋》一经，阙文阙义，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讥为“断烂朝报”，梁启超称为“流水账簿”。晚清以来，古文学派如章太炎，认为《春秋》是孔子“修”（编辑）的，他在《检论·订孔》、《国故论衡》、《春秋左传读》中阐述的都是这一观点。晚清今文家如皮锡瑞，发挥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观点，认为《春秋》是孔子作的著作，观点见其《五经通论》。五四时期，钱玄同打破今古两家，认为考证孔子的学说和事迹，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他根据《论语》中没有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以及今文家最喜征引的、认为有“微言大义”的“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80]进而，钱玄同否定孔子作《春秋》，也否认《春秋》中含有“微言大义”。这是近代中国经学思想的一大转变。1925年3月16日，钱玄同致书顾颉刚，提出关于《春秋》，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一）认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蕴藏着许多‘微言大义’及‘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当依《公羊传》及《春秋繁露》去解释它……这样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那么，便是一部鲁国底‘断烂朝报’，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等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这样，便决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原因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钱玄同把《春秋》视为不像样的东西，以孔子的才具为标准来确定孔子是否作《春秋》，这种标准显然含有主观色彩。所以，两种观点，钱玄同倾向后者，“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惟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81]这里反映了钱玄同思想的矛盾。如果接受今文家的主张，则摆脱不掉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如果完全赞成《春秋》是历史，则又与古文家相一致，也同样摆脱不掉《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因此，钱玄同提出“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的主观判断，完全否定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这种认识，显然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强烈的反传统的时代思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