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1月2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为社会主义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1919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冲突爆发。冲突的结果，从第7卷起，《新青年》改变第4、5、6卷的轮流编辑制，重归陈独秀一人编辑，并迁往上海。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劳动纪念节专号》和《俄罗斯研究专栏》，陈独秀和胡适分歧加剧，双方“短兵相接”。钱玄同认为争论双方，“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1]对于《新青年》的何去何从，同人间产生争论。胡适向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一，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自九卷一号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三，是由陶孟和提出的，他认为《新青年》既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陶孟和后来修正了停办的观点）。[2]结果，《新青年》没有迁回北京。《新青年》团体破裂了。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旧思想的猛烈冲击，给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在纷纭复杂的种种新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乘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势，被介绍到中国，一批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立即接受了这一思想，将之作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应用到改造中国和寻求民族解放独立的斗争中去。而自由主义自严复从西方引进，到五四时期，其影响也达到一个**，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青年》内部的争论，反映了以胡适为首的倾向欧美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和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等的分歧。

对于这种分歧，曾作为《新青年》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钱玄同势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新青年》的分化，他“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3]他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说：“《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镇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以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作《新青年》，我们和它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新青年》的意见。”[4]

钱玄同采取如此态度的原因是他主张思想自由。新文化运动**之后，钱玄同对自己在运动初期的激进言论进行了反思。1920年，钱玄同致函胡适，表示“年来颇懊悔两年前的胡乱动笔，至今偶翻以前之《新青年》，自己看见旧作，辄觉惭汗无地”。[5]他认为自己“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启，决无好理。我以为我们革新，不仅生活见解，第一须将旧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须知统一于三纲五常固谬，即统一于安那其、宝雪维兹也是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6]钱玄同认为，偏窄忌克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的体现，“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的思想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7]

骂王敬轩是钱玄同与刘半农为批判传统思想而演出的双簧，采用的是嘻笑怒骂，而非平等讨论的方式。钱玄同此时意识到这一做法的不足，认为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这触及了对中国文化弊端的深层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素来缺乏包容精神，孔子骂宰我，孟子辟杨、墨都是如此。尤其是汉武帝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影响了后来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主张把一种思想定为一尊，缺乏对异己的包容，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和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到五四时期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中，守旧之徒不愿放弃，新派人物也难脱其影响。其原因如同王元化先生所说，“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8]

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之后，受现实的刺激，钱玄同对思维方式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1922年4月8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这封信可以说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9]钱玄同写道：

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他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他来讲ㄉㄝㄇㄛㄦㄚㄙㄧ（民主——引者注），讲ㄅㄛㄌㄕㄝ万ㄧㄎㄧ（布尔什维其），讲ㄇㄚㄎㄙ（马克思），讲ㄚㄋㄚㄋㄧㄙㄇ（无政府主义），讲ㄙㄞㄣㄙ（科学）……还是一样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原注），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讲伦常，只是说明他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布尔什维其，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了。[10]

中国的列宁，指的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采取“必以吾辈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批判旧文学，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又以“向强者献媚”抨击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不赞成非基督教运动的人，不与反对者做平等的讨论。陈独秀前后批评的对象虽不相同，前者是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的旧思想、旧文学，后者是要打击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联系的基督教，但其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却是完全一致。陈独秀对待旧文学的态度，钱玄同曾绝对赞成，即使是稳健的胡适也认为这一态度对于文学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意义。但此时钱玄同意识到这一思维方式有破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潜在危险。基于这样的认识，钱玄同明确表示：

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他们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11]

在这里，钱玄同强调对不同思想的包容，可以说对自由认识的深化。从思想自由的理念出发，钱玄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对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不敢以为然”。[12]当然，钱玄同主张的思想自由、包容并非没有原则和反对一切思想斗争，他提出“至若纳妾，复辟，此则有害于全社会，自必屏弃之”。[13]

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态度，钱玄同后来一直坚持。他在1926年说：“我的谬见，总觉得还是‘太丘道广’些好。”“三民主义也好，好政府主义也好，‘苏’制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只要比曾琦略为不讨厌些，就可以容纳），国语也好，方言也好，汉字暂且维持也好，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母也好，规规矩矩的文章也好，放屁放屁的文章也好，赞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好，反对基督也好，到天安门痛哭流涕也好，在爱人的怀里作‘狄卡丹’也好……天下最可厌者，便是清一色。”[14]

不过，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钱玄同尽管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却有倾向性，对于陈、胡“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的争论，他倾向于胡适。他私下说：“我对于此事绝不愿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较为近是。”[15]钱玄同认为中国人“实在不配讲什么ㄢㄎㄚㄓㄏㄧ（安那其——引者注）和什么ㄅㄨㄦㄓㄚㄟㄎㄓㄨㄏㄧ（布尔什维其——引者注），不是说‘彼等’不好，实在是佢们的程度太不够”。[16]同时，钱玄同还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其原因是“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与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17]从这段论述看，钱玄同对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个性压抑的现状有深刻的认识。中国长期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个人往往是各种宗法关系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近代以来，争取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也就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陈独秀就是高举自由、解放的大旗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自由的大旗下，《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钱玄同对《新青年》宣传个性解放极为赞赏。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曾著文论述俄国梅特尼阔甫的思想，认为“梅氏道德见解，乃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然梅氏专主个人主义，而平生事，决非绝对利己之人，虽不以博爱利他为究竟义，而所行多博爱利他之事”。[18]钱玄同读到该文后，认为是“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钱玄同追求自由，也积极为争取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他一生以自己在五四时期“打倒纲伦斩毒蛇”而自豪，并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出发，把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放在向旧思想和旧社会斗争的首位。所以，钱玄同不赞同对中国政治进行直接的改造，不主张直接的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而是强调启蒙，做改造人的思想的工作，改良社会的工作。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做了中国的百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改良中国社会。”“马克思啊，‘宝雪维几’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他们‘人之道’是正经。等略略有些人气了，再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他认为：“一天到晚，骂什么政府，骂什么峰、什么揆、什么帅，真是无聊。”[20]“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也。”[21]

二

五四运动后，钱玄同没有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而是坚持启蒙，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进行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工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国故整理和汉字改革的宣传和研究上，并致力于对国民身上存在的冷漠、自私、愚昧加以揭露和批判，做唤醒国人的工作，并反对一切有害于思想自由的事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政治日益腐败，军阀混战加剧。帝国主义在世界大战后重新回到中国市场，民族经济又呈衰落之状。此种形势，给钱玄同极大刺激，他感到：“现在时世之乱过于五胡乱华、女真满洲入寇之时数百倍。国势险危，民生疾苦，报纸日有所载，非如魏晋宋明交通闭塞、消息不灵之时可比。”他反对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做法，“吾真不解今之君子何以对此现状竟能充耳不闻不问？熟视若无睹？以无为为当然，以不问政治为名高也。”[22]因此，钱玄同虽注重思想文化的启蒙宣传，但对现实政治斗争也并非完全排斥，如同胡适反对谈政，自己却不断地涉及政治斗争一样。在启蒙宣传的同时，钱玄同对现实政治也时加批判，多有抨击。这种现象，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五四**后，从自由主义理念出发，钱玄同批判北洋军阀的思想专制政策，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反帝与启蒙并重。具体如下：

第一，反对北洋军阀的思想专制。钱玄同认为：“统一、专制这种混账心思，中国人最发达，一面是愿意被别人统一，被别人专制，同时便一心只想统一别人，专制别人。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们都要造成清一色的社会的。这种混账心思，实在比提倡古文主张读经还要可恶。我敢说‘统一’‘专制’的混账心思不铲除，中国人是永远不会有进步的！”。[23]1919年，钱玄同在一则短文中辛辣地批判北洋军阀政府的思想专制政策，“日本的无政府党人大杉荣君，打了政府方面的警察，政府仅罚了他日金五十圆。中国的爱国者潘蕴巢君，做了几篇主张爱国的文章，国家的审判厅竟判他坐一年监牢做一年苦工。又中国爱国的学生训斥投降卖国俱乐部的学生，竟被国家的检察厅提了去，受惨无人道的待遇。又中国的爱国者陈独秀君，因为散布爱国传单，竟被国家的警察厅捉了去，关上两个月，不许人见面”。[24]1922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一项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后来，因内阁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1924年，旧事重提。北洋军阀政府查禁《胡适文存》、《独秀文存》、《自己的园地》等书。钱玄同在1924年6月7日、6月20日《晨报副刊》上发表《零碎的事情》和《〈胡适文存〉究竟被禁否》两篇文章，隐晦而又充满讽刺地对此事件加以揭露。1925年，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恢复《甲寅》，反对新文化，主张读经，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与章士钊针锋相对，以“语周”对“虎阵”。他批判章士钊，“思想混乱，言论背谬，倒还在其次，最可恶的，便是窃居高位，凭籍权势，要用专制的手段来统一思想”。[25]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钱玄同将反对北洋军阀的思想专制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向。

第二，宣传民主思想，珍视民主制度。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积极宣传民主思想。他在一则《随感录》中写道：“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元首。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作榜样，一切圣道王功，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26]五四**后，钱玄同继续宣传民主思想：

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了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钳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护全体平民的；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讲究屁款式，鸟义法，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27]

钱玄同极端珍视民主政体这一辛亥革命的成果。1924年，溥仪被驱出宫，钱玄同先后在《语丝》上写下了《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述说自己反满革命的历程；《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的第二个光荣节日》，高度评价驱逐溥仪出宫这一政治事件；《告遗老》劝其放弃封建的思想、意识、道德，警告其不要怀有复辟的企图。钱玄同注重从思想上为民主政体的巩固确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坚决反对危害民国的旧思想和旧传统。他说：“要中华民国，要认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则请赶快将国粹和东方文化扔下毛厕，要国粹，要东方文化，则请赶紧叫仪哥儿和什么人来做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28]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近代最系统、最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学说。钱玄同认为：“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救中国之良策莫良于三民主义矣。”[29]他在1925年5月4日在《语丝》第25期上发表《介绍戴季陶先生底〈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纪录要目〉》一文，介绍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中，把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加以宣传，“国民要大清皇帝或真命天子坐在金銮殿上，孙先生偏要排满，而且还要废皇帝。国民要爬在青天大老爷的公案下面，退下裤子等着打屁股，孙先生偏要人民去管理政事。国民以富人享福而穷人受罪为天经地义，孙先生偏要来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30]

第三，反对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在上海、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钱玄同读了刊登在《晨报》上的非基督教运动通电后，马上致书周作人。他说：“近来有什么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内容虽不可知，但观其通电（今日《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固我皇图’之气概。”[31]一千九百年的故事，指的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悲壮之举，但也浸透了愚昧和无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的积极主张者，钱玄同担心再一次出现盲目排外事件，更忧虑这一运动给人们的信仰自由带来侵害。这样，3月31日，钱玄同与周作人、马幼渔、沈士远、沈兼士联名，由周作人领衔，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提出：“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该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32]

第四，提倡启蒙与反帝并重。1924年以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帝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后又达到一个**。在五卅运动中，钱玄同写下了《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主张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钱玄同写道：

帝国主义者对于咱们施行政治的侵略和经济的侵略，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关于这一点，可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第二讲，他叙述此事，最为简单明了。）咱们被人家侵略，绝对的不应该投降，绝对的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这回的事，起初是青岛的日本纱厂惨杀中国工人，后来是上海的英捕房惨杀中国学生及其他，所以现在就事论事，大家都专心一意的反抗日英两国，专心一意的反抗他们这回的杀人事件。将来反抗的结果究竟怎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即使“如天之福”，现在学生联合会等等所提议的种种条件竟办到了，难道反抗帝国主义这件事就算做完了吗？不然！不然！绝对不然！不但不能算做完，简直还没有动手ㄋㄝ！帝国主义者，岂仅英日，侵略行为，岂仅这回杀几十几百个人？政治的经济的层层压迫，若没有亿兆分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轻轻松松的解除，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所以我认为反抗帝国主义，简直是咱们中国人今后毕生的工作。[33]

在现实中，钱玄同也走上街头参加斗争。[34]1926年，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钱玄同发表数则《随感录》，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封建性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妥协投降性，“因为三根很粗的绳子有抽紧的必要，所以非‘整顿学风’不可，因为洋大人的卵脬有敬呵虔汗的必要，所以非屠杀青年学生不可”。[35]对军阀政府本质的揭露，一针见血。

钱玄同主张在反帝的同时要进行启蒙，并认为启蒙更为重要。“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今后之为存为亡，全靠民众之觉醒与否，而唤醒民众实为知识阶级唯一使命。这回帝国主义者英吉利和日本在上海屠杀咱们的学生和工人的事件发生，我们更感到祸至之无日，唤醒民众之万不容再缓。”[36]钱玄同提出在反帝的同时要对自己进行反思，“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他们，但断不可一味的愤恨他们来侵略，应该反醒一下子：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ㄋㄝ？为什么咱们以先称为‘洋鬼子’的，一旦他们兵临城下，咱们竟会那样不生心肝，不要脸皮，乖乖的高乎‘洋大人’，双膝跪倒，摇尾乞怜ㄋㄝ？”钱玄同认为这些现象是长期以来专制社会的奴才教育的结果，他在反帝运动的**中，他提出注重思想启蒙，强调要除去凡与中华民国国体政体和一切组织相抵触的“国贼”，即“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文圣武圣、礼教德治、文以载道、元首小民、安分守己……”等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积极地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和道德，“大多数的国人受过这个教育，奴性逐渐消灭，人性逐渐发展，久而久之，人人都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国主义才有反抗得成功的希望。”[37]钱玄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从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角度出发，他不赞同义和团式的斗争。1924年9月3日，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一文，赞扬义和团“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38]胡适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反对，认为陈独秀是颂扬拳匪。钱玄同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底《晨报副刊》上，有适之底信，谈《努力》的继续出版的事，信中对于独秀最近表彰拳匪深致不满。这是和我，和启明底意见是相同的。”[39]

钱玄同对思想自由和改造中国的方式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些理解和认识，是构成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