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的学问与我

［日］久保田文次

胡永弘 译

我与章开沅先生初识是在1979年的11月，而章先生使我第一次深铭肺腑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同盟会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作为与之相伴随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成长的成果而诞生的中国同盟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认可了同盟会领袖孙文的领导作用、同盟会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有关辛亥革命的问题，当时我是赞成野泽丰先生、菊池贵晴先生的观点的，并且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农村、农民的状况做过些许的研究，因此觉得在章先生的文章中，有同感之处很多。

“**”时期，“阶级斗争至上论”已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国学术界，大凡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及价值皆予以否定，对辛亥革命及孙文的历史评价，不用说也大大降低。由于阶级斗争论及毛泽东思想之观点的影响，就连日本的历史学界，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每每遭到鄙视。有关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孙文的研究，片面强调其局限性及缺点的论调颇占上风。我承认这些局限性及缺点的存在，但认为这些局限性及缺点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我认为那些主张批判辛亥革命的人们，是把毛泽东思想过于神化了，或者是把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过于理想化了。当时的我，是崇敬毛泽东的，对他在“**”初期表明的理想产生过共鸣。我只是觉得不应该神化毛泽东。

这种观点，在当时被批判为“庸俗唯物史观”，但按照古典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高度发展之后才会成为可能。因此，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是进步的现象。在目前正顺利发展着的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的过程中，它们无论哪一个都支付了“跳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账单”，预计到头来还是要补上对资本主义的体验或对资本主义进行“补讲”。然而，由于“**”的影响，提出这种观点是要有勇气的。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尽管对中国及毛泽东的做法有质疑及批评，但容易受中国的形势及中国学界的影响。因此，大家担心只要中国的形势不变，就不能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吗？

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1978年开始实施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的潮流，不是停滞或回复到“**”以前的阶段，而是出乎意料地、明显地趋向清新、多元的方向。其中一例子就是《历史研究》发表了章开沅先生的与我的研究范围极为接近的论文《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我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主旨。最令人惊讶和高兴的是，这篇文章是刊登在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有影响力的中国权威杂志上。只是有些令人担心，会不会又出现反复，一旦那样这篇文章的观点又要受到批判了。

1979年，得知承蒙东京石田米子先生的邀请，章开沅先生在自美国回国的途中将前往京都，并在东京稍事停留；届时还将赠送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等若干文章的消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全面地批评了“**”时期被歪曲的近代史研究理论，对“**”以前就存在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也予以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彻底批判只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缺点，而无视时代的条件，否定地理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研究以及在任何地方都假设“路线斗争”的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还强烈呼吁摒弃对黄兴、宋教仁或立宪派或外国人的偏见。中国学界如此无所顾忌地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我高兴极了。

仰慕已久的章开沅先生于11月在狭间直树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东京，下榻神田基督教青年会。我积极地参加与在东京的与章先生对话的交流会。我为自己取得了比预期的更为重大的收获而激动。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日本方面“热烈欢迎”章开沅先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日本的欢迎者对章先生的研究的视点和研究的问题却不太理解，甚至是有点不太赞成。也可以说是日本人不太在意1978年的划时代性。一开始是很难十分融洽地交流的，我认为应该再安排一次坦诚交谈的机会。但是，由于先生离开东京的时间迫近，已没有富裕的时间来磋商召集同志聚会等问题了。

我鼓起勇气，作了单独（其实是全家）与章先生会晤的决定。明知欢迎日程中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有时间却不利用会感到遗憾的，这是促成我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我给在宾馆的章先生去了个电话，打听他明天是否有什么安排。由于不会说中文，所以决定用简单的英语。又因担心一会儿汉语，一会儿英语，先生所作的说明我们听不懂，于是对章先生说，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希望能见见面，方便与否，请您用简单的Yes与No来回答。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司令官向英军司令官发出的“投降与否”的质问，这是非常失礼的做法。庆幸的是，章先生宽厚地答应了。11月13日傍晚，我们在目白（译注：地名）的椿山庄招待了章先生。妻子博子和女儿明子也在座，聆听谈话。我们还请了妻子的朋友中村先生担任翻译。章先生爽朗、亲切地说他是章宗祥的同族。我本想创造一个可以更为坦诚地讨论学术问题的机会，结果，开始是两人，后由于妻子的在座，无意中将各自身边的事作为了话题。虽有违初衷，但现在想起来，章开沅先生坦诚的谈吐，使我更好地理解了章先生的研究视点，也成为后来我和中国及外国学者坦率地陈述、听取意见，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起点。与章开沅先生那难以忘怀的交谈，至今仍记忆犹新。

之后，自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起，我便在中国召开的几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和中国学者亲切地交流。我也在日本与访日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如在东京，就与刘大年先生、章开沅先生亲切地交谈过。最令人高兴的是，自那以后，日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了。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了。1978年，曾担心章先生的文章会受到批判，但那种担心不久便烟消云散了。现在都可以说章先生的提议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但有谁知道，在形成这种局面之前，章开沅先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苦心呢？这就是我对章先生表示由衷敬意的原因。另外，我认为，章先生的观点能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这证明了中国学界、中国社会的进步，对此我表示祝贺。

章开沅先生在那之后也曾几次访日。1993年与我们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研究会”的研讨会，他身着单衣，作了诙谐的、饶有兴味的演讲。研究会已于今年解散了，但研究会培养的“骨干”，现在正活跃在学界的最前线，这归功于章先生对国际学术交流的积极推进。

与章开沅先生相识的1979年，对我的中国研究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已于头年召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实质上的中国观光旅游得到了认可。这是迄今为止仍必须有中国或日本的某个团体推荐、批准方可成行的中国式旅游。我迅速作出决定，于1979年8月经香港，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历游了广州、长沙、南昌、吉安、井冈山。这时，中国仍保留着过去的形式，我被指派为以“参观革命史”为目的的“友好参观团”的团长，我的团员中，赞美“无产阶级**”的人颇多，他们对中国农村这种出人意料的贫穷，也流露出明显的失望感。我是研究历史的，了解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农村的贫穷，且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着共鸣，但我认为，一种理想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于是我对参观团一行掩饰地说，江西农村的贫穷状况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我的内心的不安却是不能否认的。后来，大概是我再次去中国的事，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看到中国的巨大发展。这使我至今仍觉得如同做梦一样。当时，我怀有不合时宜的“奢望”，离开香港。

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认为取得了相当成功，这种贫穷状况为什么依然存在？把这样的问题作为历史学的问题，应怎样具体地研究才好呢？这是我第一次游历中国时提出的问题。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那时，我曾打算积极地参加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与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和活动的成果没有直接的关系。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我自身能力及性格的局限，使我与中国研究者的接触，只是在“活动”的表层上，缺乏个人的、内心的交流。

1979年，这种遗憾得到了接连的消除。那年的6月，也就是在我游历中国之前，黎澍先生来到了日本。黎先生参观东京大学明治文库由我陪同。当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杂志上刊登的黄兴照片时，黎先生不禁感慨地嘟哝道：“他是非常勇敢的人。”我对只重视孙文而轻视其他人物的风气，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当我听到黎先生的嘟哝，便觉得放心了，觉得感受到了“**”后的中国史学界的新气息。但是，8月份旅行去长沙时，当我向当地旅行社的人打听去岳麓山黄兴墓的道路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是否有墓，更不用说墓的所在地了。于是我打消了参观墓地的念头。

8月份访问中国后，10月份刘大年先生为在东京大学的讲演来到日本。我遵从田中正俊先生的忠告，始终守候在刘先生的演讲会上。我上研究生院的时候，曾听过刘先生在东京教育学院做的演讲。后来在听到他“**”时期受批判的事时，不胜担心。此番，每当看到他硬朗的身影，便感受到中国历史学的复苏、重建正在稳步地发展，不用说是非常高兴的。陪同刘先生的故事和对刘先生的回忆，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1978年的历史性决定做出之时，我尚不能充分地理解其历史意义。1979年第一次游历中国时，明知问题的存在，却没有找到学术性解决的方法。那年与黎澍先生相识，然后又与刘大年先生重逢，使我确信中国历史学界真的在重建，而与章开沅先生的相识，则好似为我研究工作增添百万援军，对我之后的研究及学术交流是极大的激励。就中国的历史而言，1978年是划时代的一年，而对我来说，1979年是划时代的一年。我真诚地祝愿章开沅先生永远健康长寿，永远领导、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永远提携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