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911年秋季进入金陵大学，曾经回家乡参与辛亥革命。回校复读以后，不仅学习刻苦勤奋，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关切时事，热心公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金大校报《金陵光》原先只有英文版。在他积极策动下，终于在1913年2月开始出中文版，并且在半年以后担任主笔。当时他还只是本科三年级学生，竟敢在中文版增办的“缓起”中尖锐地批评过去教会学校“醉心欧化、蔑视国文”的积弊，同时也提倡“借西学之长以济己之短”的办报方针。中文版《金陵光》办得生气勃勃，内容充实，颇受师生欢迎。

回顾早期大学校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学生担任主笔或编辑者甚多。我在海外多年，所见各大学校报，也有许多由学生经办，并且享有较大自主权利。这是值得我们作为参照的，当然也不必机械模仿。

我与华师校报可以说是相伴终生。我爱看校报，也经常主动为校报撰稿，主要是把校报作为与学生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校报可以捕捉大量学生信息，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想什么；同时我也借校报向他们倾吐心声，这就是师生之间必要的思想交流。我以此为乐，而且乐此不疲。

我是华师校报的历史见证人之一。眼看复刊千期以来，校报由小到大，由单薄到充实，由呆板到活泼，感到由衷的欣慰。特别是校报刊载了学生许多才华横溢、青春鲜活的诗文，有些已经深深记在我的脑海。

但是，综观近年校报，也不免增添若干忧虑。校报的篇幅越来越大，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越来越向“官方”大报看齐，却不免削弱了大学校报的本色。大学就是大学，不是政府机关；校报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并且为学生所喜闻乐见。如果把校报办成主要是政府文件、领导讲话的“官报”，那就与作为独立教化实体的大学身份很不相称。根据现今的宣传体制，我们一时还很难让学生自己办校报或以学生为主导办校报。但是从办报理念来说，更多体现“以学生为本”，更多吸纳学生的活力，更多反映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意见，在风格上也更多地符合青年学生的爱好口味，我想还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

什么时候，听见有更多的学生说：“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校报”，我将会从梦中笑醒。是所至愿，即以此作为复刊千期的赠（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