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华中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或枢纽，而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则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武汉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研究武汉必将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有些人以为我对武汉的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其实最早引发我研究武汉的兴趣的乃是太平天国。那时武汉正在修建第一条长江大桥，碰巧我在史料中发现太平天国也曾利用木船在武昌与汉阳之间架成一座跨江浮桥，所以便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

1961年10月中旬，中国史学会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北京的学者希望我们解答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武昌爆发？这就促使我必须对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做深入研究，所以便为会议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但是很抱歉，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重点很快便转移到张謇与江浙资产阶级，加以其他许多说得清与说不清的原因，自己反倒成为武汉研究的落伍者了。

我在1981年曾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强调应该努力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并且指出当年的爱国志士曾把中国比喻为从事革新的舞台，而在行动之前必须“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针也”。1903年年初在东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仅所拟经济调查项目即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岁入（丁漕、盐法、茶税、烟税、厘金、杂税、捐派、彩票）、岁出（湖北坐支、赔款、解京之数、津贴外省之数）、钱法（官钱局纸币之数、银元局每年铸银之数、铜元文钱每年之制造数、外国钱币流入之数、全省庄号之银抄、市面银元之式样及其价值）、积储（官款、公款）、实业之局（官本、商本、洋商所办）、农业（种植、田价之等差、公私之蚕业及出丝之数目）、工业（机器制造、手工制造、制造之品目）、商业（对外洋之贸易、对他省之贸易、本地之贸易、输入输出之比较、全省大庄号之数目及其资本）等。

这个“叙例”还拟定了社会群体调查项目，包括：官吏（做官之来历、在官之情形、去官后之舆论、僚属来往之状态及其陋规）、幕僚（职司之名目、修俸之累数）、家丁（人数、势力、每年之侵入款项）、吏役（已裁未裁者之名目、现存之累数、裁后之安置、平日之生活、需索之名目及其累数）、局员（繁剧、闲冗、乾俸）、绅董（急公好义之绅董、侵蚀款项之绅董、怙势殃民之绅董）、学生（卒业者之数目及其办事之成绩、现今学生界之真相）、民族之贫富（富民之财产及其事业、贫民之苦况与其之生计）、民族之职业（四民之有职业者、乞丐、僧尼、流痞、讼师、盗伙、博场、洋烟室、娼妓院、婢仆、**子）等。

此外尚有教育、军事、历史、地理、民族、资源、交通以及“外人势力”等许多方面的调查项目。

这些项目诚如拟定者所言，“未足以尽事物之赜”，无非略举纲目以示例而已。但说来惭愧，就连这100年以前提出的纲目，我们至今也未必能够搜集充分而又完备的资料，所以也就无法一一做出具体而又切实的回答。即以汉口的八大行帮（银钱、典当、铜铅、油醋、绸布、杂货、药材、纸张）为例，至今当缺乏系统而又扎实的学术专著问世。至于洋行、租界、教会等等虽然已有若干相关论著问世，但许多重要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有许多繁杂的资料更有待于搜集整理。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在武汉地区的众多暴行及其所造成的各种损害为例，我们对文献的积累与整理、利用就非常不够，以致去年松冈河女士率团专程访汉收获甚微，这些都是使我至今仍然深感歉疚的。

武汉学者与日本学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今，都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流关系。我很希望在武汉研究方面，也能像荆楚史、隋唐史、明清史、辛亥革命和民国史一样，大家携手合作、经常交流，争取产生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