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思考，指先进人士在诀别旧世纪和迎接新世纪的岁月里，对新的时代、新的格局所作的估量，以及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何以因应的探索。

在17世纪和18世纪交接之际，当时还是大清王朝的嘉庆年间，虽然号称“乾嘉盛世”，却已踏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人们没有可能作跨世纪的思考，因为不仅无知于“天朝”以外的世界，而且根本不懂世纪与时代为何物。

中国是在浑浑噩噩而又妄自尊大的状态中进入19世纪的。历史给这个古老民族的惩罚非常严酷，然而在历经西方殖民主义（稍后还加上日本侵略者）半个世纪以上的欺凌辱损之后，终于促使中国人获得新的觉醒，其征兆之一便是开始学会如何做跨世纪的思考。

一、跨世纪的思考

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的年代，是中国人民空前苦难与屈辱的岁月。起先是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接着是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中国几乎已沦入万劫难复的半殖民地困境。但是，中国人没有消极绝望，而是更加奋勉地谋求革新救亡，起先是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接着是孙中山领导的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他们的政治理念虽然有别，但却同时进行跨世纪的思考。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把已经到来的20世纪视为过渡时代，并且豪迈地宣称：“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

但先进的中国人并未流于盲目的乐观，他们并不缺乏深沉的理性思维。1901年刊登于《开智录》上的一篇文章——《论帝国主义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便对新的世纪与前景作了更为深刻而又准确地预测。作者不仅断言：“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而且认为压迫愈盛则反抗愈烈，“将来Independence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所谓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飒飒，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非二十世纪之大战场耶！非即亚非二洲之大陆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更加着眼于中国在新的世纪将何以自处。他们把自己的刊物命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们向自己也向全体中国人提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之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20世纪的中国，必定是中国人之中国，而且是更为文明强盛的中国。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吾侪既据此大舞台”，就必须“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讲话》）。不仅如此，他们还深信：“文明之潮流所倾注者，太平洋也；进步之气运所推移者，太平洋也。”“二十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二期）而“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

温故而知新。如果从历史总趋势着眼，我们可以看出，百年前先进中国人所作的跨世纪思考，不仅大体上符合实际，而且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因为21世纪毕竟是20世纪的继续。

二、欲速则不达

与百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非昔日之世界，今天的中国更非昔日之中国，因此我们跨世纪的思考自然也就不同于前人跨世纪的思考。我们已经无须考虑“二十一世纪之中国，依然中国人之中国乎”？因为我们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早已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并且“建立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无论俄、英、德、法、美、日，谁也不可能再把中国变成他们共治的或独占的中国。今天的中国虽然暂时是分裂的，但如果就总体而言，他的富强与进步却是往昔的中国所难以比拟的。

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思考，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

20世纪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也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然而谢天谢地，我们终于迎来了“后冷战时代”，迎来了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正在并更将成为世界的大舞台，中国应该与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正如许多中外人士所已形成的共识，亚太地区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的重心，中国则面临200年以来绝无仅有的振衰起敝的大好机遇（叶万安先生语），而海峡两岸都已经具备了在经济、科技、文化全方位崛起于世界的主客观条件。

当前中国人的主要忧虑并非强大的外敌，而是本身的分裂，两岸关系目前还处于难以进一步突破的胶着状态（余范英先生语）。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却是150年来中国最好的时光。自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何尝有一天真正的统一，首先是香港的分离，然后是台湾的割让，紧接着是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分，真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更从表面的统一进入公开的分裂。各系军阀据地自雄，混战不已，国无宁日，民不聊生。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号称统一中国，但许多地方实力派仍然拥兵自雄，中央的有效统治范围仍然有限，加上还有193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先后扶植的满洲国、汪精卫等伪政权，直至1946年以后的全国内战与大分裂。现在虽然两岸差异仍大，疑虑犹多；两会会谈，进展迂缓，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和平相处与寻求合作仍是主流。最近如合作开发海南的构想，航天、石油工业合作的酝酿，大陆新闻媒体的来访，乃至海峡两岸和香港文学座谈会的召开等，都给我们带来祥和的气氛与乐观的前景。

一方面是百年难求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是百年难见的主观条件，然而我们仍然不能过于乐观、急于求成。必然认识到，经过长期的分裂与敌对之后，中国的重新整合很难一蹴而就。国家的整合必须以国民的认同为基础，而认同包括种族、地缘、心理、情感、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整合的多层次性。政治认同与整合之所以特别困难，就是因为它必须建立在其他诸层面的认同与整合的基础之上。面对这种困难，只能努力克服，而不可希冀逃避。因为任何用强制乃至暴力达成的整合，都不可能得到巩固与发展，迟早都会出现新的分裂与对抗。

百余年来，由于中西经济、文化落差太大，中国人在为谋求摆脱贫穷落后而奋斗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固执的社会心态，其正面表现为历史紧迫感，其负面表现为急于求成。从康有为“三年而宏观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到孙中山“突驾日本，无可疑也。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到“大跃进”时的七年超英、十五年超美……都反映出这种心态特征。欲速则不达，不达则更急，更急则不择手段，理念、方案冲突往往引发激烈斗争乃至兵戎相见，如此事例在现代历史上屡见不鲜，给国家与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也给今天的重新整合带来重重的障碍。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两岸当局都逐步趋向于务实与稳健，都愿意暂时搁置政治争论，先从解决事务性问题着手，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推进经济、科技、文化、学术诸层面的合作。如果双方均真正抱持诚意，稳健而又积极地不断改善两岸关系，扎扎实实奠定经济、文化整合的基础，则政治整合终将水到渠成。

三、夜长而梦多

就中国统一这样的大目标而言，国际国内的变数仍多。国际方面，“冷战”虽然结束，但地区性的局部战争不断，宗教、种族冲突随时可能演发成惨烈的流血。极端民族主义与新纳粹势力在西方的重新抬头，也使饱尝两次世界大战之苦的各国人民不寒而栗。同时，由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或是出于霸权主义的权谋，有些先进大国并不乐于看见中国统一的实现，它们宁可长期轮换打“大陆牌”或“台湾牌”。国际风云变幻，往往出人意料，其严重后果尤其难以准确预测。这些国际变数极有可能影响大中国地区发展的趋势，我们不能不严密注意，预拟因应之道。

从国内而言，人们最关心的当然首先是两岸政局的长期稳定，因为整合需要耐心，耐心需要时间，因此才出现夜长而梦多的担心。在我看来，暂时的稳定可以预期，长期的稳定则难以断言。祖国大陆方面，“邓以后”的各种安排（包括方针、路线、人事安排等）已大体就绪，当今的领导集团也具有多年从政经验，愿意走向稳健务实的道路。如果能继续增进内部团结并运用集体智慧（包括参与核心决策人员），大体上能够应付国际突发事变和掌握国内局势。但是，过速过热的经济发展往往孕育潜在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极为迂缓，贪污腐化的日益蔓延，这些都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与政局不稳。台湾方面，经济发展已经面临诸多困难，财政状况尤其令人担忧，选举文化的弊端积重难返，贫富距离有扩大趋势，本土化与疏离意识几乎是平行发展，这些也有可能产生政局的变动与方针的更易。

就市场而言，西方国家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客观上为我们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随着美国和欧洲各国经济的先后复苏，日本也将度过暂时的经济难关，国际市场竞争在21世纪将更趋激烈。过去常说的决胜于疆场，应该改为决胜于市场，市场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日本曾经傲视美国，而曾几何时却又不得不仰视美国，其变化即在于此。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所面临的强敌，不仅是北美、欧洲的工业大国与日本，还有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甚至包括若干年后的经济大国俄国。世界格局早已从两极转向多极，而市场的争夺纷繁激烈也许堪称为新形式的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因应之策都是采取区域经济联合，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新兴国家当然也只有通过区域合作以求自保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海峡两岸亦应有更积极进取的因应对策，不能只是消极地充当别人的贸易伙伴。如果两岸能够密切合作，甚至再加上与新加坡的合作，则这个经济共同体的总体实力完全可以与北美、欧洲争雄天下。如果两岸关系仍然停滞不前，因为政治观念的分歧而妨碍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则大好机遇也有可能稍纵即逝，而遗憾于百年以后。自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失去的历史机遇已多，因此不应再一次重复过去的错误。

从台湾方面着想，迟合作不如早合作。因为台湾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都着手较早，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人力、资源、区内市场均有不足之处。因此，这种相对优势必将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大陆市场也会被他国捷足先登，而到那个时候才积极寻求合作，其处境与滋味又将如何？当然，平等、互利、互补、双赢似乎已成为共识，但政治说到底毕竟是在力量抗衡前提下的利益再分配，明智政治家应能善于捕捉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时机。

当今的世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逐步淡化，而经济利益的权衡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区域经济代替了区域政治。时到如今，如果有的政治家还仍然拘执于陈腐的政治观念，只知争政治上的面子而不顾经济上的里子，迟早总会贻误社会而被人民所抛弃。高希均教授曾说，为了振兴中国，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以外，还需要加上“伊先生”（经济，economic）。旨哉斯言，“伊先生”应该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先锋与主力军，并促使大中国地区成为21世纪亚太经济发展的主导。

经济学家强调“伊先生”的作用固然言之有理，但历史学者却不得不劝世人勿忘“考先生”（文化，Culture）。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之一，文化整合更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之世，精神文明并未与物质文明同步前进，而文化堕落则往往与经济繁荣相伴生。因此，“考先生”也应该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先锋与主力军，并且与“德、赛、伊”诸先生一起，为进一步振兴中华作出伟大的贡献。而且，我认为这四位先生应该携起手来，不必消极等待两岸政治家迟迟难以商定的日程表，积极主动地去做一些现在可以做而且也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也许能促使政治家加快自己的步伐，不致使整个中华民族再一次错过百年难求的历史机遇。

最近，我曾去花莲参观佛教慈济功德会，深深为证严法师的伟大事迹所感动。如果我们都能向证严法师学习，立大志愿，发大慈悲，成大功德，以爱的和风，搭两岸的心桥，尽各自的力量为促进大中国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奋斗，则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重新崛起必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