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西哲名言；但是，作为知识有生命的载体的知识分子，却不一定都有足够的力量。而且知识分子生活得还太累，因为他们不自量力，像耶稣背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也背起一个沉重的包袱——历史使命感。

这种“力不胜任”之苦，中国知识分子吃得最多。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以文化的传承者自居，而且还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两千多年以前，孔子最看好的传人之一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负重而任远，当然太累，这是由于他们一定要以仁为己任，一定要在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古代的经典作家中，孟子堪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典型。因此，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以及由于这种使命感而遭遇的困苦，讲得最为透彻。

《孟子·万章》中有一段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当然令人钦佩，但既然要把自己放在非同凡人的“天民之先觉者”的特殊地位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像耶稣那样受苦受难。所以《孟子·告子下》又有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常受磨难，是由于他们被夹在道统与君统之间，常常面临着严峻的两难抉择。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当然希望生逢有道明君与太平盛世，君统与道统相符合，给他们提供施展“内圣外王”之学的足够空间。但现实往往不尽如此，君统与道统相悖时有发生。“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未尝不是聪明的办法。但或则由于君统的网罗严密而无从逃遁，或则由于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偏偏要抱持道统与君统对抗，其结局之惨烈可想而知。不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看做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这样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乃是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才得以繁衍与兴盛，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历经劫难而并未丧失自己的生命活力。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更加深重，历史使命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更为深重。孙中山说过：“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岂非可羞之极者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讲话》）这段话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时间紧迫感。但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不再为天道与君命承担责任，转而为国家与民族承担责任，因而便无须在道统与君统的夹缝中挣扎。他们既反对道统，又反对君统，并且以未来的主人翁自居，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清朝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可以说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把历史使命感化为实际行动的结果。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摒弃了陈旧的道统与君统，却又作茧自缚，背上了新的包袱——主义与法统，其沉重并不下于道统与君统。主义与信仰结合而成为意识形态，法统则是国家权力的语言符号，因而都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与依据。由于过去道统与君统长期绵延的影响，或许由于其本身就具有道统与君统的残余，主义与法统在20世纪的中国曾具有特别强烈的垄断性格，即坚持要求定于一尊。主义之争与法统之争都需要流血，需要最后决胜负于疆场。于是无兵无勇的知识分子更加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往往被权势者利用以遂其私，近代极权主义给知识分子留下的自由空间，甚至比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更小。非友即敌乃至化友为敌的政治运作，使知识分子很难扮演独立的角色，在两军对垒之间更不容许有任何中间道路。所以出身于知识分子而又超越于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索性把知识分子称之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只有一边倒。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因此妄自菲薄，他们仍然抱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或奔走呼号，或流血牺牲，或献身于实业、教育，或全力投入科技文明，在各个领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我非常珍重与珍惜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是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反馈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或许可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是有局限的。其表现有二：首先是他们的个性长期受到压抑，在社会生活中很难体现真正的独立品格。1949年以前，他们必须服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1949年以后又必须充当驯服工具、螺丝钉。当然不会没有叛逆者抗议这种泯灭个性的专制，但其结局之惨痛至今犹令人心有余悸。其次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却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诉求。因此，这样的历史使命感，还不能称之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使命感。

常听到一种说法，仿佛中国（主要指大陆，下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从来不敢苟同，价廉属实，物美则未必。中国确实有一大批为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高尚品德与辉煌业绩赢得海内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然而在某些当权者及其追随者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物美”与“最好”却是他们“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1949年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被挂靠在资产阶级的边缘，顶多是在资产阶级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字，而其世界观据说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置于“接受再教育”的低下地位，无论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批判乃至处分，都需要以“三个正确对待”自我排解，即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得有任何怨言与腹诽。平心而论，按照这种模型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诚然便于统治，但却说不上是发育完全的现代知识分子。

在这里我们必然要联想到中外人士对知识分子不同的界说。在西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或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我手头有一部1986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第15次修订版，1984），它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描述的那样，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第9册，第423页）Intelligentsia一词本身即源于19世纪后期的俄国，因此这个定义在西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当代学者麦克·康芬诺在其《18和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一文中，把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归纳为：一、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ultimate logical conclusions）；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87，第3页）正如余英时所曾指出，这一概括，除第四项外，与中国传统的士颇为相近，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相通。

中国人对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界定。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且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汉语大词典》，“知识分子”词条的释文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会计师、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第7卷，第1 536页）这种解释与1979年出版的《辞源》与《辞海》的同一条目释文大体相同，只不过删节若干毛泽东著作中摘引的词句而已。显然，中国辞书对知识分子界定的范围比较宽泛，尽管列举的例子倒类似西方习惯称呼的“自由职业者”。因此，辞书编纂者认为，除了“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及“脑力劳动”以外，无须给以其他有别于一般劳动者的特殊陈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样的释文一般都能接受，因为劳动者在现代汉语中具有极为光荣的含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甚至代表一种社会、政治地位。所以知识分子从准资产阶级被划进劳动者的行列，至少是可以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现代化建设对于科学技术知识需求的急迫，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获得新的时代觉醒，他们一方面继承传统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从西方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营养，并且希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正在作跨世纪的深沉思考，其勇往直前与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不禁回想起“辛亥”与“五四”之间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里，他们编辑过《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写过许许多多诀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诗文。我们至今仿佛能听到他们深情的呼声：“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之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其兴也，则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完的事业，21世纪给我们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负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必将有更大的作为，成就更大的业绩。

不过，我决不希望知识分子自视太高、自律太严、自责太深，因而活得太苦、太累。知识分子也是人，有自己的价值与尊严，也有自己生活与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多的社会福祉中，他们理应享有与自己贡献相应的份额。社会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宽厚，如果以苛虐的手段压抑知识分子，国家所受的损失必定比知识分子更大。这是历史所遗留的教训，我们再不能重蹈覆辙。只有在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国才能更好更快地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