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需要获得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爱,二是安全。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既有爱又有安全感。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要么因为只有爱而没有安全感,要么因为只有安全感而没有爱。最不幸的人是那些既没有爱又没有安全感的人。对孩子来说,他极度地渴望爱,又极度地渴求安全感。在爱与安全感两个要素之间,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将对孩子的成长构成不可修复的伤害。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他父母的陪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在这个地方,“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皮特语)“对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后裔而言,家是他们的天堂。”(伏尔泰语)
1.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保姆的后果
孩子之所以不适应学校生活,除了父母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父母没有陪伴孩子的成长,把孩子交给了祖父母或保姆。
不少父母竟然以为孩子1~6岁只是长身体的年龄,于是让孩子6岁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那里度过,等到孩子6岁时父母再把孩子接回来上小学。可是,单独由祖父母养大的孩子很难适应学校生活,他们在学校往往会成为“问题儿童”。他会成为默默无语的沉默者,或者成为侵犯他人的捣乱者、攻击者。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孩子可能永远找不到亲近父母的感觉,他们甚至会终身仇视父母,将与父母发生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争斗。遗憾的是,父母又因为在孩子6岁前没有尽到陪伴孩子的责任而感到愧疚。父母的愧疚心态将使父母很难坚持教育的原则而纵容孩子的种种无理的要求。而且,父母的愧疚心态很容易被孩子利用,成为孩子反叛父母、仇视父母的理由。
中国的父母越来越忙,于是,越来越多的父母放弃了对孩子的陪伴,他们以为重要的不是陪伴孩子,而是为孩子将来入学筹集“学费”。他们的设想是:孩子太小,只要长身体就行,还没有到学习的年龄。等孩子长大一些,长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再把孩子接回来。他们不知道,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进入“非正式学习”的年龄。孩子在入学之前,家长必须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教育训练,让他们为入学做足够的准备。如果孩子在入学之前没有养成相关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那么,从孩子进入学校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面临无休止的“成长的烦恼”。
并非祖父母就一定不能教育孩子,在中外历史上,从来不缺乏祖父母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年轻的父母如果自己太忙而孩子的祖父母有足够的教育智慧来教育孩子,当然也可以让祖父母来教育孩子。如果由祖父母来教育,就应该尊重祖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既希望祖父母照看孩子,又不尊重祖父母的教育方式,这对祖父母是不公平的。如果年轻的父母对祖父母的教育方式在整体上感到不满,祖父母又傲慢地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年轻的父母可以考虑全面接管自己的孩子。如果年轻的父母对祖父母的教育方式在整体上感到满意,只在一些细节上有分歧,那么,年轻的父母可以试着和祖父母商谈。如果祖父母坚持自己的意见,年轻的父母应该学会容忍和妥协。世界上不少成功的名人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时,常常会提到一位温暖的祖父、祖母,或者一位外婆、外公。他的祖母或者外婆曾经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影响。
可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环境发生了变化。祖父母教育孩子时,遇到了新的难题。
过去的祖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他的周围是一个田园式的环境。现在,田园没了,变成了工厂,变成了拥挤的、有大量流动人口的社区。工厂和流动人口并不是坏事,但它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凶险。社区里到处都是“网吧”,甚至在某个角落有人在贩卖毒品或各种**的盗版碟片。当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变得祖父母根本无法理解的时候,祖父母竟然还认为他们能够教育好孙子,就不太可能了。
过去的祖父母在教育孙子的时候,他是知识和经验的权威。现在,在电视、电脑、手机的时代,孩子比祖父母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快的学习能力。这是一个长辈需要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代,父母或祖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同时,需要向孩子学习。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以诗歌的方式感叹“儿童是人类之父”。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浓缩在华兹华斯的诗句之中。晚辈向长辈学习的田园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长辈不得不向晚辈请教有关电视、电脑、手机使用的知识。如果祖父母依然坚持自己的经验而拒绝向晚辈学习,晚辈就会抵制祖父母的教育。
过去的祖父母在教育孙子的时候,孩子不仅生活在祖父母的家里,他同时还生活在整个家族和宗法之中。孩子身边所有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舅舅姑姑等都在有意无意地教育这个孩子。家族的价值观和宗法制度让这个孩子不敢胡闹。现在,中国的家族观念在逐渐减弱,“宗法”制度逐渐消失,家族对孩子的影响几乎降低到零点。家族和宗法制度的影响减弱,增加了祖父母教育孙子的难度。
在农业社会,在手工业时代,“四世同堂”、“三世同堂”是常见的家庭生活。在“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环境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和祖父母的教育方式往往保持着某种对立统一的平衡。如果孩子的父母过于严厉,孩子的祖父母就会比较宽松;如果孩子的父母过于溺爱,孩子的祖父母就会比较严格。又由于祖父母有丰富的经验和比较高级的家庭地位,孩子从祖父母那里获得的影响就可能超过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影响。“祖母语录比许多导师指示更有价值。很多人格芳菲的人,都有祖母语录作为人生指南。”[1]也就是说,以往祖父母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教育孩子,并不是因为孩子的祖父母比孩子的父母更懂教育,而是因为孩子在接受父母的教育的同时也接受祖父母的教育。祖父母的教育是父母教育的延续和补充。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家庭逐渐消失,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简单。既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父母也就没有必要期望孩子的祖父母能够独立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到万不得已,父母不可以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托付给祖父母。即使外出打工,也最好把孩子带在身边。祖父母在“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环境中可以有效地教育孩子,但是,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单独由祖父母来教育孩子,这样的教育就比较危险。
这就是新父母学校建议父母亲自教育孩子的原因。不要简单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祖父母,更不能简单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保姆,这样会让孩子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应该尊重保姆的劳动,但不应该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卸给保姆。管吃管睡适合驯养宠物,不适合教育孩子。
如果把孩子交给祖父母,如果在孩子7岁前后就让孩子进入所谓“寄宿制”学校,孩子的成长迟早会出现危机,除非某个“寄宿制”学校能够为孩子提供“家的感觉”。即使残忍如斯巴达教育,他们的孩子(男孩)在7岁以前,也是由母亲亲自教养的。孩子(男孩)7岁之后才离开母亲,由社团负责教育和训练。“从生到死,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生活都像军营生活一样严酷。孩子们常年都得打赤脚,穿单衣,吃粗食,睡硬床。这全是为了他们适应将来的战斗生活。他们每天忙于体育训练和野外活动,如游泳、打猎等,一切所要做的,都是使他们强壮和吃苦耐劳。”[2]
正如早产的孩子容易出现危险,过早入学的孩子也容易出现问题。孩子不能早产,因为孩子需要在母亲的子宫里获得足够的保护,有了足够的抵抗力之后,再出去和外面的他人交往。孩子不能过早地入学,因为孩子需要在家庭获得足够的保护,让孩子有了足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自学能力之后,再出去和外面的他人交往。中医的说法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家庭教育是为孩子的成长垫底和奠基的教育。在没有垫底和奠基之前,不要让孩子过早地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如果孩子在娘胎里没有形成足够的抵抗力,如果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前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形成足够的抵抗力,就贸然进入了学校、进入了社会,这就会让孩子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
2.以爱的名义破坏孩子的成长
如果期望孩子成为独立的人,父母自己必须先过独立的生活。有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而是父母离不开孩子。父母可以把孩子作为世界的中心,但不要忘了,父母也要过独立的生活。如果父母完全围绕孩子转而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主题,这样的父母常常会以爱的名义干扰孩子的成长。“曾国藩家训”里反复出现两个训诫,一是必须劳动,二是必须独立。为了使儿女独立做事,自然生长,父母自己需要过独立的生活,不必过于牵挂:“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爱之而反以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尔与家妇直深晓此意。”[3]
父母需要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过,也不要因为教育孩子而完全取消了自己的休闲生活。“没有责任感伤害别人,太有责任感伤害自己。”[4]
张晓风写过一篇关于孩子的文章:《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这位母亲尽管不忍心也不放心让孩子离开自己,但她还是下了决心,让孩子独立地面对生活:“想大声地告诉全城的人,今天早晨,我交给他们一个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横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到我的孩子,我把我至爱的孩子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将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人呢?”[5]
这位母亲的话令人动容,引人深省。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送他上学,在孩子放学的时候把他接回来。但是,总有一天,父母必须让孩子独立行走、独立行事。陪伴是父母的责任,但陪伴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逐步过独立的生活,让孩子逐步“成人”。所谓“成人”,就是成为独立的人。成人是一个过程,它与十八岁生日晚会无关,也与成人仪式上的誓言无关。“成人”的关键只在于是否已经成为独立的人。
教育孩子需要家长愿意为孩子付出必要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但仅仅为孩子付出时间、精力和爱心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教育的专业智慧和专业技巧,家长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会让孩子感到厌恶。总有家长整天陪伴孩子并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但孩子并不领情。对于教育孩子来说,光有爱心是不够的,爱心甚至可能让孩子反感,因为家长可能不知不觉以爱的名义、以“我都是为你好”的名义压制、破坏孩子的成长。家长以为“我都是为你好”,就可以不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孩子无休止地学习知识或某项技能(比如钢琴)。
家庭教育的种种失败,往往从极端的“一切为了孩子”开始。家庭教育的改善,也必须从过去的“一切为了孩子”的颠倒和颠覆开始。“新父母”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一切为了自身的幸福。正常的因果关系是:先有夫妻之间的幸福婚姻,然后才可能有孩子的幸福成长。不要颠倒了家庭教育中的因果关系,颠倒的后果是:夫妻之间忽视或取消了正常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孩子无法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恩爱与美好,孩子的成长便陷入灾难。
3.农村家庭教育的崩溃
目前看来,主要有三类父母。
第一类是“工作型父母”。这里的“工作型父母”特指那些城市里“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或乡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或周末、节假日)与孩子在一起。这类父母的生活方式还算是正常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普遍的意义。“工作型父母”往往是工人、农民、教师、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收入和行政级别比较稳定。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按部就班”。他们并不消极怠工,但对工作也不会有太大的**。他们自己的发展空间比较有限,因此他们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也有较多的时间去陪伴、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而言,家庭教育的专著、文章和专题讲座,主要是针对这类家长。不过,我们的讲座既针对这类“工作型父母”,但同时也针对其他类型的父母。
第二类是“事业型父母”。他们属于追求更高的名誉、更大的权力、更宽阔的利益的“高大宽族”。他们已经脱离了谋生状态,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谋划”、“应酬”或“外交”。他们的作息时间是不确定的,他们不得不见机行事,随时“应酬”。他们可能随时出门,也可能随时回家。他们出门时,孩子可能还没有起床。他们回家时,孩子可能刚刚上床。这些“事业型父母”即使经常回家,但与第三类“谋生型父母”一样,他们也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事业型父母”往往是商人或行政管理人员,也可能是文艺工作者。还有一种特别的“事业型父母”:他们是运动爱好者、旅游爱好者或麻将爱好者,他们的爱好可能算不上“主流的事业”,但他们对自己的爱好有**,他们**投入。他们会因此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这样看来,部分“事业型父母”是由“工作型父母”(比如工人、农民、教师、一般职员等)转化而来。“工作型父母”一旦获得发展空间,一旦对自己的工作或业余爱好产生**,他们就转换为“事业型父母”。
第三类是“谋生型父母”,特指那些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候鸟族”。他们外出打工或求学、经商,只在重大的节日如春节期间回家。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父母都外出打工,按照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比例来看,中国一半以上的父母常年不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少数父母外出打工时把孩子一同带到了城市)。
“工作型父母”尚可以在晚上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和调整。“谋生型父母”和“事业型父母”则完全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他们往往将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
“谋生型父母”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祖父母是否能够成功地教育孩子,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谋生型父母”已经让孩子感受到做父母的辛苦和辛酸,让孩子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让孩子体验并分担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孩子尽早建立“责任感”,“人穷志不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孩子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遭受更多的痛苦,自己必须尽早“当家”,拯救家庭。
第二,“谋生型父母”最好和孩子以及孩子的祖父母一起制定严格的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制定规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祖父母真实地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让孩子承诺:“保证遵守规则,如果破坏了规则,愿意接受严厉的惩罚。”孩子的理性并不成熟,他们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视野,一旦没有了父母严格的监控,他们容易受同伴的影响而染上种种坏习惯。这需要“谋生型父母”在远方对孩子有基本的“遥控”,一旦发现孩子破坏了规则,孩子必须接受惩戒。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真诚的赏识,也需要有严格的惩戒。若发现孩子既破坏了规则又不愿意接受惩罚,可以考虑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亲自教育孩子,甚至可以考虑让孩子暂时休学,让他体验生活的辛苦和辛酸。
第三,“谋生型父母”容易犯的错误是:因外出打工而对孩子有愧疚感,因愧疚而迁就孩子的胡闹。“谋生型父母”容易犯的更大的错误是:年幼的孩子不懂事,孩子长大后就会懂事。自己在外面辛苦地挣钱,将来就可以让孩子过体面的生活。这样做的后果是:如果孩子年幼时养成了坏习惯,错过了教育的关键年龄,孩子长大后,积习难改。对于坏习惯的孩子来说,父母挣钱越多,孩子性格越坏。父母的钱不仅不能让孩子过体面的生活,反而让孩子成为可耻的寄生虫和啃老族。
这样看来,“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并不困难,关键是让孩子和父母一起体验生活的辛苦与辛酸。比较而言,“事业型父母”比“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艰难、更加复杂。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贫穷家庭的孩子往往容易适应学校生活,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反倒容易成为厌学者、逃学者或辍学者。富裕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中国的古训不幸言中:“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对于“事业型父母”来说,事业也是第一位的。他们迷恋自己的事业,他们看重名誉,珍视金钱,追逐权力,他们是一群积极的“入世”者。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的追求。他们会拒绝一切有关“知足常乐”的说辞,他们是一群有欲望、有野心,暗流涌动、**澎湃的人。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放弃亲自教育孩子的责任,他们更愿意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移交给他人。他们已经无法模仿“谋生型父母”去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已经拥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们已经不需要为生活奔波,他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利用家庭条件的优越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如何不让孩子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而胡闹、任性、有攻击性,以至于厌学、逃学、辍学?
同“谋生型父母”一样,“事业型父母”也往往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保姆。“事业型父母”需要寻找新的家庭教育模式。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可以考虑三个策略:
第一,“事业型父母”可以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我喜欢我的工作”。给孩子讲述自己在工作中的乐趣,让孩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孩子面前“哭穷”或装出痛苦无奈的样子。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一切机会,以自己对事业的理解和迷恋,培育孩子的“事业意识”和“领袖意识”。
第二,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一个分工。如果父亲选择了事业,则母亲回家陪伴孩子;如果母亲选择了事业,则父亲回家陪伴孩子。
第三,如果父母都选择了事业,则可以考虑付出较高的代价,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教师”,而不是简单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保姆”。父母本人亲自教育孩子原本就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当父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祖父母时,这个困难会加倍扩展。如果将孩子的教育责任转交给保姆,问题就更加严重:保姆可以为孩子提供饮食起居的生活照料,但几乎不能严格要求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孩子在两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就能察觉身边人的地位,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势利眼”。孩子会根据他的“势利眼”来评估保姆的教育威信。孩子一旦认定保姆没有教育威信,他会拒绝保姆的任何规劝,他甚至会不尊重保姆的人格。
可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各种形式的奔波之中。父母要么在为谋生而奔波,要么在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权力、更宏大的事业而奔波,还有少数父母在为婚外恋或离婚而奔波。这些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回到家庭,但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只是一些特例,没有普遍意义。
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孩子普遍失去了父母的陪伴。中国一度有人提出“三农”问题,但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而失去了在“社会流动”中获得资源的机会。有学者对农村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做过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在20%~40%之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学生占30%以上;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集中在20%~30%之间;而2000-2005年,农村户口的新生比例在15%左右。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在10%~15%之间。[6]
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农村的父母远离家乡成为城市里的民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农村家庭教育接近崩溃状态。
[1] 吴稼祥:《一杯沧海》,136~137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2] [英]博伊德·金著,任宝祥等译:《西方教育史》,12~1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训》,32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4] 吴稼祥:《一杯沧海》,131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5] 张晓风:《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见王尚文等主编:《新语文读本》(小学卷9),6~7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
[6] 刘云杉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