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宜思殊授受,善施三育贵熏陶。
奉贻二语供尝试,莫效宋人事揠苗。
——叶圣陶:《赠师范毕业生》
叶圣陶一贯主张学生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读“有字之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社会,读自然、社会、人生这些浩如烟海、无边无际的“无字天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子们大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教师们也只是把封建八股、洋八股不分软硬轻重填鸭式地填给学生,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对此,叶圣陶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在《如果我当老师》一文中,叶圣陶指出“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滑稽”和“残酷”的,“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7]。在叶圣陶的教育实践中,除讲授书本知识外,更重视实际的观察、亲身的训练。在他任尚公小学教员期间,曾和其他两位老师一起率学生“修学旅行”,远足昆山。一路上,叶圣陶向同学们讲解名胜古迹,陪学生采集动植物做标本。回来之后,要求学生写游记、画记忆画。通过这种“修学旅行”的方式,将各科教育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们受到真实而亲切的教育。对于学生,叶圣陶总是循循善诱,教导他们:“书本固然是增进经验、取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决不是唯一的工具。除了书本,还有实际的观察,亲身的历练,都可以增进经验,取得知识,使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两相比较,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尤其重要。因为书本只是这些事项的记录,而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才触着了这些事项的本身。人为要丰富生活,所以读书。生活是主,书本是宾。如果只顾抱着书本,离开书本,就不肯用一点心思,费一点气力,那不是为生活而读书,而是为书本而读书了。”[8]远足昆山的教育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叶圣陶又率领学生参观上海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类似的“校外教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学问如大海般浩瀚无边,而书籍只是海边的一只船,读书只是求学的途径之一,“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
叶圣陶指导学生作文、教育学生成长的高明之处在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觉,而不是强制、苛求。他一贯主张: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用不着“教”。[9]所谓“不讲”“不教”,指的是学生经过训练,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为了实现这种效果,教师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的倚赖性”,要“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10]。因此,叶圣陶从不搞全盘授予和强制要求。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在回忆父亲教授他作文时,对于“不教”印象深刻。原来,叶圣陶从不教给他作文技巧、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只要求子女每天读点书,读什么悉听尊便;此外还要求子女每天写一些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花鸟鱼虫、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都可收于笔下。叶圣陶修改子女的文章也是在不教中教,叶至善曾描写过父子一起修改文章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11]在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的讨论,这样的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而持久。叶圣陶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叶圣陶的“不教”之教。
叶圣陶认为教育中必须贯穿一个“导”字,他十分赞成《学记》中的一句话:“教人尽其才”,也就是教师要因势利导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学习活动,使学生“尽其才”。学生写的诗文,叶圣陶总是认真地评改,把优秀的习作汇集展览,让更多的学生阅读欣赏,还专门写文章评价学生的诗作。学生受到叶圣陶的影响,喜欢篆刻,叶圣陶就不顾劳累,负责各班的篆刻课,在课余时间教学生刻图章印记等。叶圣陶的学生皇甫墀回忆说:“叶老先生指教我们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像‘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直、谅、多闻’等。有一次,我刻竹板做枕臂,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时还读我书’五个篆字,教育我刻苦攻读,温故知新。”[12]可见,叶圣陶的教育艺术和人格修养,对学生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