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许鹿希、葛康同：《邓稼先传》

安徽怀宁的邓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是被清政府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法家与篆刻家，其墨宝真迹现在还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和安徽省博物馆；祖父邓艺孙是一位教育家，曾任安徽教育司长，与苏曼殊等名士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在安徽学界颇有名气。出生于这样一个文秀世家的邓稼先虽在八个月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父亲的工作地——北京，并未直接受到这灵山秀水、文墨濡染的熏沐，但从父亲邓以蛰那里，他也接受了大量中西文化的精髓，耳濡目染了许多为人处世的准则。

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早年曾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和早稻田中学，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美国归来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学贯中西的邓以蛰教授，不仅接受先进的欧美文化思潮，也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认为“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的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好处”[2]，因此，他让邓稼先五岁就开始读小学，课余时间指导他背诵《左传》《论语》《诗经》《尔雅》等书。同时也要他广泛涉猎外国的文学名著，小学时代的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小说。父亲的严格教育和悉心指导，使邓稼先打下了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除了在学业上的直接教导，邓以蛰教授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春风化雨般地浸润了邓稼先的心灵，以榜样的力量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七七”事变之后，邓稼先一家在北京的生活愈加窘迫。此时，邓以蛰的一位为了糊口在伪政府当差的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邓家，劝说邓以蛰也为伪政权做事，一向温文尔雅的邓以蛰勃然大怒，大声呵斥着将朋友赶了出去。这件事情给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民族大义”。

从此之后，邓稼先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另一方面也关心社会、仇恨日寇。那时的日军每侵占我国一个城市都要逼着老百姓和学生开会庆祝他们的胜利，对于这种备受侮辱的事情，多数人还是敢怒不敢言。但是，邓稼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在一次这样的会后，他怒火中烧，三下两下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还把撕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一脚。不幸的是，这件事情被人密报，邓稼先面临着被日军逮捕的危险。无奈之下，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邓稼先逃到大后方昆明去。临行之前，在家里一片哭声中，邓稼先深沉而冷静地对毛弟槜先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3]这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出行前留给弟弟的话，这是一句掷地有声、充满反抗情绪的悲愤之言。由此可见，在环境的逼迫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邓稼先已变得成熟，开始转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