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胡适日记》

时间倒流到1915年。一日，胡适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交谈，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以为对，心灵大受冲击。遂在当天的日记中泣血疾呼：“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吾死瞑目矣。”[9]一年后，他又在日记中认真地提出要投身教育救国：“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北京大学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天也正好是胡适的生日。也许胡适和北大之间注定有一种必然的联系。20世纪初，北大浸染在新文化运动的新鲜空气中。1917年9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这位立志要教育救国的斗士所开垦的第一块试验田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课堂上。

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授课历史上首开先河，打破以往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从伏羲开始讲的惯例，丢开唐、虞、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称西周为“诗人时代”。这让早已习惯了“听两年才到商”“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不过其中也不乏几个颇有国学修养的翘楚，渐渐“听出一个道理来了”。顾颉刚就找到傅斯年，劝他也去听一听，并称胡适课讲得的确不差，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

胡适的大胆改革镇住了北大那一班求知欲强、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无愧于蔡元培对他“心灵手敏”的四字评价。若干年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也对胡适的哲学课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授课取得的巨大成功却没能使胡适真正的“爽”起来，相反，中国旧教育的现状令他十分心寒。他不无悲愤地慨叹：“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简）直可以亡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10]

1917年9月21日，胡适在进入北大第一年的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明确新北大整顿改革的着眼点在“提高”二字。此后由他担当军师积极筹划、倡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选科制、分系法，推广“教授治校”的教授会制度，设置研究所，由专业导师招收研究生，开放大学女禁，招收女生，校办校刊、系办系刊，赞助“工读互助团”，倡办“成美学会”等，均是以学生为本、以高等学问研究能力的提高为纲的艰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