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不仅要及时培养出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的急需，而且还要创造和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和教学经验，以此向中原地区各革命学校交流、传播。今后，教育向专业化发展是必然的，现在就应该着手有所准备。

——潘梓年在中原大学干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

革命即将胜利，潘梓年的教育理念开始慢慢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需求。1949年5月，中共中原局决定，中原大学南迁武汉，为华中地区训练培养一批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潘梓年为这次学校长途南迁武汉作了周密安排，并于5月中旬先期抵达武汉具体考察校址，落实办学条件，为学校南迁做筹备工作。学校8月上旬南迁完成，随即在武昌举行了开学典礼，9月初即开始在华中地区大规模招生。

早在开封时期，潘梓年就开始对学校从短期训练培养干部为主，向正规化教育转变的问题有所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这个转变作了准备。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潘梓年谈到学校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培养人才的目标时，着重谈了向教育正规化转变的问题。他指出：“学校不仅要及时培养出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的急需，而且还要创造和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和教学经验，以此向中原地区各革命学校交流、传播。今后，教育向专业化发展是必然的，现在就应该着手有所准备。”

为实现这个转变，学校加强了对政治研究室的建设和组织领导，并具体规定了研究室的任务和目的：组建教师队伍，组织教师在教学研究和实践中提高；与此同时，研究室还要承担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使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能够担任教学工作，以弥补教师的缺乏。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的措施，政治研究室从1948年年底起，就陆续从各队的毕业学员中选优作为研究生培养，参加研究室的学习和工作，为学校后来向正规化教育转变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

在学校完成了南迁任务后，潘梓年主持召开了校务会议，专题讨论了中原大学今后的办学方针。潘梓年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形势发展的需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今后办学，不仅要吸收敬仰革命学校的广大青年加以政治思想教育，还要培养财经的、文艺的、教育的各种干部；不仅要培养新的，而且还要改造旧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担负起党交付的办学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为适应今后和平建设的需要，改变过去只办短期政治训练队的方针，除新建文艺学院外（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后，原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因无力继续办学，请求接管。中南军政委员会即指令该校并入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组建成中原大学文艺学院），还要增建财经学院和教育学院，将原有的短期培训班改建为政治学院。而政治学院除担负培训一般干部的任务外，还负责为其他三个学院输送预备生。文艺、财经、教育三学院则根据各院的业务性质制定各自的方针、计划。

中原大学在教育方针和教育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是学校向教育正规化方向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为学校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潘梓年为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1年初，潘梓年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因而主管学校的事务就相对减少了，但他一有空就来学校检查工作，主持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学校的重大事宜。当年的中南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就是潘梓年为解决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偏低而筹建的（现已更名为“华师一附中”，成为湖北省最知名的中学之一）。1950年初，在广西革命大学筹建过程中，潘梓年及时从中原大学抽调出一批得力的干部和教师骨干支援广西革命大学筹建，使中原大学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方针、方法在广西革命大学得以发扬光大，开花结果，为广西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1年12月，潘梓年调离中原大学。虽然他离开了中原大学，但他的革命精神，严谨的教学态度，对人宽厚、办事认真执著等好作风和高尚人品，成为中原大学学人的光辉旗帜，犹如一本魅力永存的教科书，熏陶教诲着后继者。

附录

潘梓年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文学概论》《逻辑与逻辑学》《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他最有影响的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哲学著作，书中将逻辑的体系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为辩证逻辑，技术论的内容为形式逻辑，是具有独创性的逻辑学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该书后，用几天时间读完，在其读书日记中称赞潘文“颇为新鲜”。1959年，毛泽东建议编印逻辑学文集，该书重版，于1961年印出，毛泽东一直保存着这本重印书。

——《新中国哲学事业开拓者潘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