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鲁迅出生于封建旧家庭，入过家塾、私塾，又进过“洋学堂”，深感全面改造中国旧教育的迫切。因此，尽管鲁迅先生在国内和国外所学均非教育专业，但他一直立志改造旧教育。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从事教育工作近20年。他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1910年8月，回故乡绍兴府中学堂任教，9月任该校监学兼教生物学。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他被委任为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2年2月，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等职。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八所大中学校兼课。教育工作，是鲁迅先生一生中唯一的正式社会职业。
作为教师的鲁迅，甘为泥土，为培育娇艳的花朵而贡献毕生精力。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他非常注重教育革新和教书育人的方法。
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28岁的鲁迅初为人师，他仍着学生制服或西装。当时学生中仍有留长辫、穿长衫者，部分学生较鲁迅年长，他们在背后戏言：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可就是这个“小教员”，却为学校带来了一股大胆革新之风。
鲁迅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并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的助教，当他的课堂翻译。当时，鲁迅所教的两门课程，都由他自编讲义。其中，他编纂的《生理学讲义》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在讲授生理学课程时，应学生要求，鲁迅增加了生殖系统一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的组织结构与生理机能，这在保守的中国学校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鲁迅却坦然对待，他对学生们提出一个要求：在讲授过程中不许笑。他认为，在这个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课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
鲁迅先生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当时一般人还缺乏现代医学常识，对尸体的解剖十分惊奇。学医出身的鲁迅就给大家介绍学医时解剖尸体的体会：“我曾经解剖过不少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这样的讲解，在当时是少见的。讲生殖系统，不但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而且通过讲解，传授了科学的胚胎学知识，批判了“转世轮回”的宿命论。鼓励解剖尸体，也是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唱反调。而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对将来要去担任小学、中学教师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在植物学的教学中，鲁迅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易于习得知识。
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他常与学生一道去野外实地观察各种植物品种，采集植物标本。现在保存的记录显示：1910年3月1日至29日，鲁迅与学生共外出采集标本12次，地点遍及杭州郊外的山山水水。有一次，鲁迅和日籍教师一起带学生外出采集标本。在路上，学生看到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就问那个日籍教师它叫什么名字。日籍教师回答说：一枝黄花。学生们暗笑，私下议论以为他信口开河。这时鲁迅却严肃地对学生说，要指出别人的错误，自己应该有把握、有根据。你们回去可以查查《植物大辞典》，这个植物属于菊科，汉语名就是“一枝黄花”。你们这样不懂装懂，轻率地不相信老师是不好的。学生们见鲁迅这么认真，一时羞愧无比。[1]
在文学作品中，鲁迅如同一个鏖战的武士，总是无情严苛地用文字作匕首和投枪，向反动派和保守派发起攻击。但是作为教师的他，却在严厉中蕴涵浓浓的温情，对学生施以关心和厚爱，注重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教育。
在师范学校教书时，师范类学校膳食是免费的，只有生病的学生才会有一个咸鸭蛋、一碗萝卜汤之类的可口饭菜改善伙食。当时，有一个学生常泡病号，次数多了便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来到寝室给那学生诊脉，之后故作严肃地告诉那学生他的病很重，并将校工叫来郑重地吩咐，一日三餐每餐只能给那名学生一碗粥或汤饭，不能多吃，否则病会加重。结果三天后，那名学生终于忍受不了向鲁迅先生销假去了。鲁迅笑笑道：“好了吗？那么就照常去上课，饭也到膳堂去吃罢。”几十年后，那名学生回忆起此事，仍不能不佩服鲁迅方法的高明。鲁迅了解学生的特性，也尊重他们的这一特性，因此，他并非生硬地管教，而是对学生既理解，又充满了长者的关怀，他的教育方法学生自然也乐于接受。
还有一次在化学课上，鲁迅在教室里演示氢气燃烧实验。他把烧瓶中的纯氢等实验用品带到教室时，发现忘了拿火柴，就回办公室去取。离开教室时，他特意关照学生，不要摇动烧瓶，否则混入空气，燃烧时是会爆炸的。他拿着火柴回到教室后，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却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实验。刚将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那烧瓶却“嘭”的一声爆炸了，鲁迅手上的血溅满了讲台、点名册和衬衫，但他却顾不上自己的伤痛，急着先去照看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唯恐伤着他们。[2]
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旧中国，鲁迅用坚忍不拔的教育实践，探索救国救民和文明启蒙的道路，为了中国的新生代，“用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之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