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印度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长达6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写了50多部诗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30多个剧本，以丰富多样的创作成就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兼容并蓄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为后续作家继承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并积极借鉴外来经验做出了榜样。

一、生平与创作

泰戈尔出生在印度东部孟加拉地区加尔各答一个望族家庭，祖辈中出现了许多哲人、艺术家、宗教领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贤达。在家庭环境熏陶下，泰戈尔自幼爱好文学、艺术并关注社会问题。他8岁习诗；14岁便在大型爱国集会上发表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875），获得广泛好评；15岁发表短篇小说《女乞丐》（1876）和长诗《野花》（1876）。1878年到英国学习法律，因个人兴趣而沉浸陶醉于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1880年回到印度，毕生从事文学创作，同时投身于教育、宗教改革等方面的文化建设以及旨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经久不衰的“泰戈尔热”，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许多中国作家都深受他的影响。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活动长达70多个年头，呈现出时间跨度很大、覆盖范围广的特点，按时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01年以前是泰戈尔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形式是故事诗和短篇小说。

1882年，泰戈尔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受到文学界的瞩目。从1890年到1901年，泰戈尔广泛接触乡村社会，搜集民歌民谣，对人民口头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批故事诗。它们大多取材于古老的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以反对外族侵略、批判封建陋习、同情民生疾苦和歌颂下层劳动者美德为主题，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对被压迫者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例如《婆罗门》（1893）揭露了种姓制度的不合理；《更多的给予》（1900）和《被俘的英雄》（1900）描述了锡克教英雄在异族的杀戮下宁死也不背叛民族信仰的英雄气节；《丈夫的重获》（1900） 批判了在宗教迷信思想禁锢下存在的寡妇殉葬陋习；其中最著名的是揭露封建地主罪行，同情农民不幸遭遇的《两亩地》（1894）。《两亩地》的主人公巫宾是位质朴善良的穷苦农民，他“只有两亩地，其他的一切都在债务中失去”。可这最后的“站脚地”也被勾结法庭、伪造借据的王爷强行夺走，巫宾只好靠乞讨流浪为生。多年后，回到家乡的巫宾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拾起两只落地的芒果，竟被王爷骂为“惯窃”。诗篇通过巫宾的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残酷掠夺农民的罪行，表现出诗人对下层劳动者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批判封建陋习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遭遇，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其中，揭露鞭挞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的篇章尤其引人注目，《河边的台阶》（1884）、《弃绝》（1892）、《摩诃摩耶》（1893）、《素芭》（1893）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最为撼人心魄的是《摩诃摩耶》（1893）。小说描写名门之女摩诃摩耶和家世低微的罗耆波真诚相爱，她的哥哥却强迫她嫁给一个高级种姓的垂死老头。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接着又被绳捆索绑，扔上焚尸的柴堆，履行寡妇殉葬的“萨提”义务。通过这个悲剧故事，作家对罪恶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野蛮的寡妇殉葬陋习作了严厉批判，肯定并歌赞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反抗精神。泰戈尔还写有一批反映民族觉醒、歌颂反对殖民主义斗争、赞美普通人的善良品质的作品，如《太阳和乌云》（1894）、《加冕》（1898）、《泡影》（1898）、《喀布尔人》（1892）等。其中的《喀布尔人》别具匠心地勾勒了来自喀布尔山区的小贩拉曼富有人情味的内心世界，通过他对小姑娘敏妮的慈父般的爱，展示出下层人民的深挚友情和纯洁父爱。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先后出版了《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梦幻集》（1899）等著名抒情诗集，写了若干部戏剧作品和长篇小说。

（二）1901—1919年是泰戈尔的中期创作阶段，也是泰戈尔各种体裁的创作均获得丰硕成果的繁荣时期。

20世纪头十年，泰戈尔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主张通过改革宗教和教育、消灭愚昧与贫困的途径改造印度社会。他在这一阶段创作的最主要收获是散文哲理诗，长篇、中篇小说和戏剧也有许多杰作面世。这一时期，他相继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和中篇杰作《四个人》（1916）；创作了重要剧本《顽固堡垒》（1911）和《邮局》（1911）；出版了《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散文诗集。上述作品中，诗歌和戏剧侧重于宣扬爱的理想和人性的完美，在小说创作中则反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印度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成就。

这一时期是泰戈尔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赢得世界性影响的阶段，尤其是他亲自译为英语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和《飞鸟集》，这些诗集题旨立意各不相同，或寄寓宗教感情、契约精神信仰；或贴近现实人生、憧憬美好爱情；或礼赞无瑕童心、寻求精神慰藉，分别代表着诗人宗教哲理诗、爱情诗、儿童诗与格言诗创作的高度成就。其中，《吉檀迦利》向来被推为泰戈尔思想艺术成就的巅峰。这部以孟加拉语译音作为题名、取意为“对神奉献”的诗集为他膺获了191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系由作者本人从孟加拉语文本中精选出来译成英语的103首散文诗组成，荟萃了泰戈尔对人生真谛的理性沉思以及对理想信仰的执著求索。诗中，泰戈尔将主观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本体以对象化的形式膜拜为“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指认其为“万王之王”、“太阳”、“光明”、“圣者”、“父亲”、“我的主”直至于“上帝”，体现出虔敬的信仰意识和笃定的宗教感情。《吉檀迦利》所颂之神，表象极多，变化万千。这位神明存在于时空之中却又超越时空之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是其分身。很显然，这位神灵既不是主宰世界的上帝，又不是某一具体的偶像，若对诗中所颂之神加以甄别判断，其本质属性当与印度传统“泛神”论哲学中 “梵”的观念类同。诗人所刻意寻觅和执著求索的与神统一，也正是印度传统精神文明中人与自然交感，物质和精神契合的“梵我一如”境界。泛神论思想是泰戈尔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泛神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或实体是一个无形无影又无所不在的神，即所谓“梵”。“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人和自然都囊括其中；只有在“梵我合一”、人神交流的境界中，人们才能得到至高的快乐和幸福。对“梵我合一”理想的追求，贯串了泰戈尔的一生，直到临终前，这样的努力仍未停止。他说：“在我离开之前，我要让我心中的那个‘我’比那个小‘我’大，这就是我的礼拜。”描述诗人对人生归宿的探索，揭示诗人在渴望——失望的循环往复中的希冀与期求，构成了《吉檀迦利》的最终题旨走向。一般地说，《吉檀迦利》形象而充分地表现出了这种哲学思想，表达出诗人对“梵我合一”理想的探索和追求过程。透过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进一步分析，则可感受到诗人进步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及其在复杂现实中苦于出路难寻的迷惘和矛盾心理。诗集写景清晰如画，抒情充满渺茫、朦胧的神秘色彩，哲理教诲耐人寻味。

在泰戈尔诗歌的抒情世界里，除了《吉檀迦利》这般寄寓宗教感情、契约精神信仰之作，更多的是贴近现实生活、憧憬幸福人生、歌颂美好爱情的诗篇。这些作品基调欢快、意境明朗，与《吉檀迦利》风格殊异。礼赞人生和爱情的《园丁集》、讴歌儿童的《新月集》、精辟总结生活哲理的《飞鸟集》以及《金帆船》《渡口》等作品便是这类抒情诗的代表。

印度的文学传统中，用散文叙事的中篇、长篇小说并不发达，泰戈尔是最早写出符合近代意义的中篇、长篇小说作品的作家。与他的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宗教哲理诗以及具有抽象色彩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不同，泰戈尔的中篇、长篇小说大多贴近现实生活，描写和反映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探索祖国的发展道路、民族的解放途径这样的重大问题，表现了印度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愿望和社会理想。在这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沉船》和《戈拉》占有突出的地位。《沉船》从伦理道德角度和家庭生活方面阐发了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理想。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主干是青年知识分子罗梅西帮助因航船失事而与丈夫失散的少妇卡玛娜寻找家人，并最终使之与丈夫团圆的故事。作品反映了追求个性解放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多方面表达了泰戈尔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同时对宗教偏见、传统道德习俗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小说构思精巧，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心理描写细腻，读来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三）1919—1941年是泰戈尔的后期创作阶段。

20世纪20年代以后，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诗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政治抒情诗《问》（1932）中，诗人对自己的泛神、泛爱思想加以清算，号召人们奋起战斗，“反对那披着人皮的野兽”。诗人还密切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掠夺，通过《礼敬佛陀的人们》（1937）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屠杀之前到佛寺祈祷战争胜利的卑劣行为。

这一时期，泰戈尔创作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具有强烈的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精神。

二、《戈拉》

长篇小说代表作《戈拉》是一部着重从社会政治角度表达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探索民族解放必由之路的杰作。该作品于1907年开始创作，1909年完成。先期在杂志上连载，后经改定正式出版。

《戈拉》以19世纪后期的印度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教派之间的矛盾，提出先进知识分子只有放弃狭隘的民族与宗教偏见才能实现爱国理想，表现了印度人民渴望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作品对民族解放的道路进行了严肃的探索，艺术地再现了印度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反殖民统治、反封建斗争的艰苦历程。

19世纪后期，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广大工农群众对社会现实日益不满，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时机渐趋成熟。但是，当时的印度民族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思想阵营。梵社一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铲除国内的种种封建陋习，其中也有人鼓吹全盘欧化，对本民族的东西大加贬损；新印度教一派强调维护传统文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其中一些持极端立场的人主张恪守一切民族传统，甚至美化野蛮的种姓身份制度。两派思潮之间长期论战，在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各执己见，水火不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直到20世纪初期仍未结束，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泰戈尔写作《戈拉》，似在昭示自己对论战双方的态度。在小说中，泰戈尔站在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肯定、赞扬了以戈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但对他身上存在的教派偏见和复古主义思想也给予了严厉批判，同时号召印度人民求同存异，弃绝前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共同奋斗。

《戈拉》成功地塑造了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梵社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爱国老人安南达摩依、帕勒席，以及丧失民族立场、一味崇洋媚外的哈伦等艺术形象，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戈拉是全书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

戈拉是19世纪后半叶印度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典型。他本是留居印度的爱尔兰人的后代，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父母双双亡故，从小被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收养。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戈拉对印度无比热爱，对印度教极其信仰。小说主要讲述了他探索民族解放道路、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戈拉步入了社会。初涉世事，戈拉身上爱国思想与宗教狂热并存并不时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以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的身份成为印度教青年教徒们的领袖。他“爱印度胜过自己的生命”，对印度的自由解放满怀信心。他曾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为了印度的解放，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一切的一切”。但同时，他却将宗教偏见和爱国热情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处处恪守印度教教规，悉心维护婆罗门种姓的纯洁，恪守施行传统的“触脚礼”仪式，严格遵守教规中的饮食禁忌，不吃不喝异教徒动过的食物，反对与异教姑娘恋爱结婚，甚至因教派偏见而嫌弃自己最亲爱的妈妈。他本想以自身的信仰力量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中却事与愿违，到处碰壁，以致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来自社会现实的教育使他开始纠正自己的偏颇。在下乡旅行途中，他接触了许多下层农民，亲眼目睹宗教纷争和种姓制度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宗教“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同时也看到劳动群众冲破教派争端、一致反帝的现实，这使他产生了再也不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的思考和认识。

小说结尾部分，当戈拉决意弃绝所有生活联系，养父在病危时说出他原本是爱尔兰裔英国商人后代的秘密，戈拉感到极度震惊，感到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镇定下来之后，经过严肃思考，调整方向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完全摆脱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精神束缚，彻底摆脱了以往狭隘的教派偏见与种姓身份的束缚，决意全身心地为全体印度民众服务。

戈拉的形象是当时印度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泰戈尔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体现。通过戈拉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及其对理想世界的不倦追求，作家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后半叶印度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难坎坷的成长经历。同时，这一形象不仅表现出泰戈尔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和他对民族解放道路的积极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局限。

《戈拉》在艺术表现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

第一，论争的哲理性和雄辩的语言力量。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探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书中，有关民族、政治、宗教、种姓、文化、妇女、爱情等问题的辩论的篇幅占一半以上。论争不仅发生在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还发生在父女、母子、姐妹、情人和朋友之间。辩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唇枪舌剑，如戈拉和哈伦之间；有的各抒己见，如戈拉和朋友们之间；有的循循善诱，如安南达摩依和帕勒席两位长辈对青年们的谈话。这些具有雄辩语言力量的对话是作家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

第二，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使各自的性格在相互对照中更趋鲜明。不仅在正面人物如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戈拉和反面角色一味崇洋媚外的哈伦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就是同属正面人物的苏查丽达和洛丽塔两人也以前者的“温柔沉静”和后者的“果断刚毅”两种决然相异的性格特征使她们个性鲜明地相互映衬。另外，小说情节中年轻人处事待人的冲动孟浪和长辈的沉稳凝重也形成了对比关系。在情节推进的多重对比中，中心人物戈拉的性格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显现。

第三，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优美的格调。小说的主体虽是讲述故事，但其中带有很大的抒情成分，作家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优美的格调和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思考题

1.泰戈尔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是什么？

2.泰戈尔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以及对印度小说的贡献是什么？

3.试分析戈拉的形象。